周朝立國之初政局十分危險。武王伐紂勝利後三年就去世了，即位的成王還是個孩子。各方諸侯多有心懷異志者。在這種情況下，周公不得不承擔起領導國家的艱巨歷史任務。功高震主，周公的所作所為招來了朝中一些人的猜忌，連成王本人也不能理解他。如果帶重兵東征的周公不能與成王實現“君臣和”，結果將是災難性的。所以聖賢編詩時，將同一主題的《伐柯》《九罭》放在一起，苦口婆心地告誡後人：只有領導核心團結一心，大局才能穩定。

後世常以“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說明盡心為人、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無論內養還是外用，都要先做到立基立中，內求諸己。一味外求，無論內養怨天尤人，還是外用侵略掠奪，都不可能長久。《禮記·中庸》引孔子的話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睨，nì，斜視——筆者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改而止，是說要有錯就改——筆者注）。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東征述職”，只有東征，叛亂得以平定，大一統秩序得到維護，才能對地方施行有效治理，才能實現天下的安定太平。所以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對於破壞大一統的天下秩序者，人人皆可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