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古代埃及和現代西方這類“以神為本”的文明體系，中華禮樂文明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以世俗生活為中心，將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納入禮義規範，寓教化於生活，實現修己與治人、內養與外用一以貫之——扯去強加在人身上的各種區分標籤，直接將人還原為人，中華先賢由此構築了一種超越不同信仰和種族，人類普遍適用的發展道路。

漢人對於《鹿鳴》是讚美還是諷刺說法不一。《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說：“仁義陵遲，《鹿鳴》刺焉。”清代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以為是魯詩說。但從《鹿鳴》是宴會時的用詩來看，主旨當為讚美，不是刺詩。孔子說：“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孔叢子·記義》）西元前569年，訪問晉國的魯國大夫穆叔曾說：“《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左傳·襄公四年》）另外，新出土的《孔子詩論》亦有：“（《鹿鳴》）會以道交，見善而學，終乎不厭人。”可見，美詩之說較符合聖賢本義。

《狼跋》為《豳風》的末篇，自《七月》至《狼跋》，內含周公從攝政到歸政的全過程。在此期間，周公不計個人得失，心懷天下，東征平叛，制禮作樂，奠定周朝八百年基業，可謂至聖矣！《狼跋》是《國風》的終篇。從《關雎》到《狼跋》，十五國風中激蕩著的，盡是前跋其胡，後絆其尾的艱難跋涉。那是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為美好生活不懈奮鬥的偉大史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