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不僅各個宗教、教派之間教義不同，其去道德化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道德更是相去甚遠。而中國早在四五千年前就實現了天下政教的大一統——“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中央政府不僅是政治經濟的領導核心，也是德行教化的表率。

先賢治理天下，絕不只是提出模糊的道德理想，而是一整套可量化的規劃與可驗證的方案。土地的總量是已知的，等級的標準是確定的，分配的邏輯是透明的。從天子到附庸，每一個人都知道自己應該得到多少、爲什麽應該得到這麽多。這種將權力分配建基於可計算、可驗證、可論證規則之上的努力，是人類政治史上開創性制度設計。

從遠古直到西周以前，中國“統一於封建（諸侯）”。這種封建體制存在的條件是地廣人稀、諸侯都較弱小，所以天子之國很容易領導成千乃至上萬的諸侯國。隨著生産力的發展，更多的土地得到開發，周代地方諸侯力大勢威，尾大不掉，到了足以抗衡天子之國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封建制必然解體，且任何想恢複封建制的主張都不會成功。在此意義上，西周滅亡是歷史的必然，它預示著中華文明的鳳凰涅槃。因爲中國想要重新恢複持久和平的大一統秩序，只有中央直接領導地方——建郡縣一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