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瓜》一詩看似是木瓜與美玉的禮尚往來，其中飽含著感恩之情與交往之道。“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不僅是君臣上下、夫婦朋友之類人倫對等的生活智慧，更體現著中國人知恩圖報的精神品質，對後世影響深遠。

西周是一個全面的法治社會，已將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納入法制、規範之中。比如，遭受饑荒會導致人口減少，西周政府規定，這時可以簡化婚禮過程，在六禮不備的情況下結婚，目的是採取應急措施鼓勵生育。在《有狐》中，衛國發生災荒，政府不能安排孤男寡女及時成家，所以詩人作詩諷刺之。這是因為，在中國人的觀念中，政府要如父母對待子女一樣，對人民承擔無限責任。

今天，已有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周代從官員設置和管理，一直到日常生活，全部納入了嚴格的禮法體系，是一個全面的法治社會。周公“制禮作樂”實際是大亂之後“治禮作刑”，“制禮作樂”首先是制定禮法、刑法，然後才是制定禮儀、音樂。禮與法，德與刑如陰與陽，二者並行不悖，相須為用。若我們只言周公以德治國，則是對周公文治武功、明德慎刑的偏見和誤讀——在全方位多層次推進法治社會建設的今天，澄清這一點顯得特別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