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魏為周初的姬姓封國，其地本是舜禹故都，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位於今山西芮城東北。

西元前661年（周惠王十六年），晉獻公滅魏，將其地賜給大夫畢萬，之後魏竟成一方強大諸侯。對於畢萬的身世，《史記·魏世家》有載：畢公高為文王姬昌十五子，武王伐紂，受封畢地，後來失去封地，子孫淪為平民，有散居中原的，也有流落邊地的。其中有畢萬，在晉獻公朝中任職。“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於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

鄭玄《詩譜》認為《魏風》始作於西元前八世紀末的東周初年，周平王、周桓王時代，並指出《魏風》之《葛屨》至《十畝之間》寫的是一任國君，《伐檀》《碩鼠》寫的是另一任國君。這樣劃分的依據是，前五篇諷刺吝嗇，後兩篇抨擊貪婪，內容取向不同，故判定為不同國君。可能是父子或祖孫關係，但已不可考。據《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載，魯國樂工為季劄演唱《魏風》時，季劄讚歎道：‘美哉！宏大而婉轉，儉樸而易行，若能用德行來輔助，必成明君。’但這些詩篇都是諷刺國君的，季劄卻加以讚美，其實是稱讚《魏風》保留著儉約的傳統，只是國君缺乏德教引領，過分節儉才招致詩人諷刺。《毛詩注疏·魏譜》：“（鄭玄云）‘《葛屨》至《十畝之間》為一君，《伐檀》《碩鼠》為一君。’知者，以上五篇刺儉，下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分為異君。或父祖，或子孫，不可知也。案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劄歌《魏》，曰：‘美哉！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為明主也。’此詩並刺君，而季劄美之者，美其有儉約之餘風，而無德以將之，失於太儉，故詩人刺之。”

無德行禮儀規範的風尚很難中正。《魏風》首篇《葛屨》可說是季劄評論的一個注腳。《毛詩序》云：“《葛屨》，刺褊也。魏地狹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魏國土地狹小，老百姓好投機取巧，追逐利益，魏君吝嗇，心胸狹隘，性情急躁，又不能以德政安撫引領百姓。

詩首章云：“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毛詩注疏》解釋說：魏國的風俗崇尚功利。詩中說夏天穿的葛草鞋，魏國人貪圖它便宜，到了冬天還說它能踏寒霜；描寫初嫁女子纖細的手，魏國人貪圖她們的勞力，新嫁娘剛過門就讓她縫製衣裳。詩人進一步諷刺魏國風俗：衣領這些體面的部位讓初嫁的女子來製作；而下裳本是貼身衣物，卻也讓新媳婦縫製，可見其功利之風何其嚴重。“魏俗趨利，言糾糾然夏日所服之葛屨，魏俗利其賤，至冬日猶謂之可以履寒霜；摻摻然未成婦之女手，魏俗利其事，新來嫁猶謂之可以縫衣裳。又深譏魏俗，言䙅之也，領之也，在上之衣尊，好人可使整治之。裳乃服之褻者，亦使女手縫之，是其趨利之甚。”

按照當時的禮儀，初嫁女子不做女紅，三月廟見之後方可做紡織、縫紉等家務。可是，趨利的魏人不僅到了冬天還穿著葛屨，還違禮讓一位舉止優雅的初嫁女縫下裳。難怪季劄感歎，“以德輔此，則為明主也”——魏君無德相輔，不能引領國人，所以才儉約到了吝嗇的程度。

經文：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語譯：

葛麻編織夏涼鞋，怎說它能禦寒霜？有女初嫁素手纖，豈能違禮縫下裳？若說衣帶和衣領，新婦猶可素手縫，怎忍由她縫下裳？

新婦初嫁人端莊，舉止得體人安詳，象牙簪子戴頭上。魏君狹隘太吝嗇，不行德教作詩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