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记运》“大同篇”），“公”之一字，深植于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基之中，这与现代西方视私有为神圣迥异。先贤认为，只有兼爱无私，行天下为公的政策路线，社会才能公平，人民才会和谐幸福。只有节制调节欲望、节制调控资本，方能实现天下太平，世界大同。

西周末年，幽王时代是典型的衰世。真正到了上面没有圣明天子，下边没有贤明诸侯的地步。以工作业绩为政绩标准的贤能政治被结党营私、任人唯亲取代，所以贤能之士只能隐于荒野，如本诗所说“潜逃于渊”。东汉徐干《中论·谴交》写道：“世之衰矣，上无明天子，下无贤诸侯，君不识是非，臣不辨黑白。取士不由于乡党，考行不本于阀阅，多助者为贤才，寡助者为不肖。”

《蓼莪》一诗，通篇笼罩在悲伤无奈的氛围之中。诗人之悲，也是西周末世之悲。诗人身在役途，知双亲病亡，忧苦伤悲，至于莪蒿不能辨，不欲独生于世上。痛思父母养育之恩，怨恨在位者役贫者多，役富者少——社会不公才导致自己一生的遗憾。经济永远要服务社会和人民，这才是经济“经世济民”的本义。若一个社会只知追求经济军力的强大，而不顾人民最基本的生活与情感，最终只会被人民抛弃，自取灭亡——前苏联不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