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周人总结前代历史经验，将中华文明推向了一个新的峰巅。今天，我们同当年的孔子一样不能离开周朝治国理政的经验，那是中华治道的基石。孔子曾经感叹，周代礼法借鉴了夏、商两朝的文明成果，真是丰富多彩啊！我要遵从它。《论语·八佾》：“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孔子之前，桧国君子看到国家衰弱，就曾有“顾瞻周道，中心怛（怛，dá，悲伤——笔者注）兮”之叹。按《毛诗序》的说法，《国风·桧风·匪风》是诗人“思周道也。国小政乱，忧及祸难而思周道焉”。要知道，只有在西周大一统的天下秩序中，小国、弱国的权利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桧国不仅领土狭小，政教也混乱，因此诗人担忧祸难将至，怀念周王朝的治国之道。

《逸周书》近乎所有篇章都是在阐发周人的治国理念，所以《周书序》最后才总结说：“周道于乎大备。”是啊，从对人性天命的理解，到经济军事，《逸周书》几乎无所不包，其涉及范围甚至超过今古文《尚书》。我们哪能再对其视而不见呢？

《周书序》是我们研究《逸周书》的门径，作者必然有所本。一般认为，《周书序》的作者和它的编者是同一位。根据《逸周书》所载周灵王长子太子晋事，以及称谥情况等，黄怀信先生认为其编者当为周王室的高级政治家，“《序》篇之作及七十一篇之编均在景王末世”。（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前言，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周景王是东周第十二任君主，公元前545年至公元前520年在位，所以《逸周书》编于公元前六世纪末期。

但从《周书》在两汉文献中多有称引，而直到隋朝杜台卿的《玉烛宝典》才征引《周书序》来看，《周书序》可能出现更晚。王连龙先生认为它成文于两晋南北朝时期。（王连龙：《〈逸周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9页。）

《逸周书》不是完帙，古籍中多有佚文。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附录一“佚文”中收录较全。有些十分重要，可惜皆是断章残句。比如《北堂书钞》卷八十引《周书》：“礼义者，治国之粉泽也。虽然，非所以定天下而强国富人也。”这对于我们理解礼义的局限性，以及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可或缺很重要。假如后人知此，就不会陷入反对“以法治国”，片面强调“以德治国”的误区。

再比如《管子·任法》引《周书》：“国法：法不一则有国者不祥；民不道法则不祥；国更立法以典民则不祥；群臣不用礼义教训则不祥；百官服事者离法而治则不祥。”从中我们能一窥西周既是礼制社会，也是法制社会。

一个民族若丢失了核心元典，很容易陷入自我认知的迷障，遮蔽自身文明的深层逻辑。倘若我们也如某些西化学人那般，将中国文化简单判定为“传统落后”，试图通过“史学化”将其封存于故纸堆中，必将酿成文化传承的悲剧——自《隋书·经籍志》以后，直到今天仍有人主张应继续将《逸周书》列入史部，而非回归经学，这是怎样的错误啊！

经文：

昔在文王，商纣并立，困于虐政，将弘道以弼无道，作《度训》。

殷人作教，以民不知极，将明道极移其俗，作《命训》。

纣作淫乱，民散无性习常，文王惠和化服之，作《常训》。

上失其道，民散无纪，西伯修仁明耻示教，作《文酌》。

上失其道，民失其业，□□凶年，作《籴匡》。

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备猃狁，谋武以昭威怀，作《武称》。

武以禁暴，文以绥德，大圣允兼，作《允文》。

武有七德，文王作《大武》《大明武》《小明武》三篇。

穆王遭大荒，谋救患分，□《大匡》。

□□□□□□□□□□□□□□□□□□□□□□□□□□□□作《九简》。

文王唯庶邦之多难，论典以匡谬，作《刘法》。

文王卿士谂发教禁戒，作《文开》。

维美公命于文王，修身观天以谋商难，作《保开》。

文王训乎武王以繁害之戒，作《文繁》。

文王在酆，命周公谋商难，作《酆保》。

文启谋乎后嗣以修身敬戒，作《大开》《小开》二篇。

文王有疾，告武王以民之多变，作《文儆》。

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作《文傅》。

文王既没，武王嗣位，告周公禁五戎，作《柔武》。

武王忌商，周公勤天下，于《大、小开武》二篇。

武王评周公维道以为宝，作《宝典》。

商谋启平周，周人将兴师以承之，作《酆谋》。

武王将起师伐商，寤有商儆，作《寤儆》。

周将伐商，顺天革命，申喻武义以训乎民，作《武顺》《武穆》二篇。

武王将行大事乎商郊，乃明德□众，作《和寤》《武寤》二篇。

武王率六州之兵车三百五十乘以灭殷，作《克殷》。

武王作克商，建三监以救其民，为之训范，□□□□□□□□□作《大聚》。

武王既释箕子囚，俾民辟宁之以王，作《箕子》。

武王秉天下，论德施□，而□位以官，作《考德》。

武王命商王之诸侯绥定厥邦，申义告之，作《商誓》。

武王平商，维定天保天室，规拟伊洛，作《度邑》。

武王疾，□□□□□□□□□□□命周公辅小子，告以正要，作《五权》。

武王既没，成王元年，周公忌商之孽，训敬命，作《成开》。

周公既诛三监，乃述武王之志，建都伊洛，作《作洛》。

周公会群臣于闳门，以辅主之格言，作《皇门》。

周公陈武王之言以赞己言，戒乎成王，作《大戒》。

周公正三统之义，作《周月》，辩二十四气之应以明天时，作《时训》。

周公制十二月赋政之法，作《月令》。

周公肇制文王之谥义以垂于后，作《谥法》。

周公将致政成王，朝诸侯于明堂，作《明堂》。

成王既即政，因尝麦以语群臣而求助，作《尝麦》。

周公为太师，告成王以五征则，作《本典》。

成王访周公以民事，周公陈六以观察之，作《官人》。

周室既宁，八方会同，各以其职来献，欲垂法厥后，作《王会》。

周王云殁，王制将衰，穆王因祭祖不豫，询其守位，作《祭公》。

穆王思保位维难，恐贻世羞，欲自警悟，作《史记》。

王化虽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蛮，攸尊王政，作《职方》。

芮伯稽古作训，纳王于善，暨执政小臣，咸省厥躬，作《芮良夫》。

晋侯尚力，侵我王略，叔向闻储幼而果贤，□复王位，作《太子晋》。

玉者德以饰躬，用为所佩。

夏多罪，汤将放之，征前事以戒后王也，作《殷祝》。

民非后罔乂，后非民罔与为邦，慎政在微，作《周祝》。

武以靖乱，非直不克，作《武纪》。

积习生常，不可不慎，作《铨法》。

车服制度，明不苟逾，作《器服》。

周道于乎大备。

语译：

从前在周文王的时代，他与商纣王并立于世，受困于商纣王的暴政，想要弘扬正道以纠正无道，因此作了《度训》。

殷商所推行的教化，让民众无所适从，文王欲彰明道德标准以移风易俗，因此作了《命训》。

纣王大兴淫乱之风，致民心涣散，本性败坏，文王施恩以调和，教化使归服，因此作了《常训》。

在上位者迷失了正道，百姓涣散不知法纪，西伯行仁义明耻辱以示教化，因此作了《文酌》。

在上位者迷失了正道，百姓失去他们的生计，又遇上灾荒之年，因此作了《籴匡》。

周文王即位后，向西抵御昆夷部族，向北防备猃狁部族，谋划武略以彰显威德，因此作了《武称》。

以武功禁止暴乱，以文教安定德政，圣王文武兼备，因此作了《允文》。

武事有七种功德，文王因此作了《大武》《大明武》《小明武》三篇。

周穆王遭遇大荒灾年，谋划救灾除患，因此作了《大匡》。

……因此作了《九开》。

文王鉴于诸侯国多生祸乱，论述法典以匡正谬误，因此作了《刘法》。

文王命执政大臣慎重发布教化与禁戒的政令，因此作了《文开》。

姜太公告诫文王，通过修养自身德行、观察天道运行以谋划应对商朝的威胁，因此作了《保开》。

文王训诫武王政令繁苛之害，因此作了《八繁》。

文王在酆都时，命令周公谋划应对商朝的威胁，因此作了《酆保》。

文王为后代子孙传授治国之道，教导他们修身养德，恭敬警戒，因此作了《大开》《小开》二篇。

文王病重之时，告诫武王警惕民心民情复杂多变，因此作了《文儆》。

文王向武王阐述依天道之德施人道之政的道理，因此作了《文传》。

文王去世后，武王继位，告诫弟弟周公禁绝五种招致战祸的行为，因此作了《柔武》。

武王忌惮商患，周公勤政天下，因此作了《大开武》《小开武》二篇。

武王赞许周公以道为准则，视道为珍宝，因此作了《宝典》。

商人谋划平定周的反叛，周人组织动员军队应对，因此作了《酆谋》。

武王将起兵讨伐商朝，夜梦商人发现其灭商计划而惊醒，因此作了《寤儆》。

周人将讨伐商朝，顺应天命推翻暴政，申明武德以训导百姓，因此作了《武顺》《武穆》二篇。

武王将在牧野举行重大军事行动，于是宣明德政，誓师动员军队，因此作了《和寤》《武寤》二篇。

武王率领六州的军队和三百五十辆战车一举灭亡了殷商，因此作了《克殷》。

武王灭掉商朝后，安排管叔、蔡叔、霍叔监督武庚以安抚商朝遗民，向他们垂示教令与典范，因此作了《大聚》。

武王释放箕子后，使其引导百姓归顺安定，行王道之治，因此作了《箕子》。

武王得天下后，考察德行以选拔人才，依据才能以任命官职，因此作了《考德》。

武王命令商王的诸侯安定各自邦国，申明大义告诫他们，因此作了《商誓》。

武王平定商朝后，为稳固天命而规划在伊洛之地建都，因此作了《度邑》。

武王临终前，嘱托周公辅佐太子，并告诉他治国理政的要领，因此作了《五权》。

武王去世后，成王即位元年，周公担忧商朝遗患，训导成王敬畏天命，因此作了《成开》。

周公诛灭三监后，就遵从武王遗志，在伊、洛间修建都城，因此作了《作雒》。

周公在闳门会见群臣，广求辅佐君主的至理名言，因此作了《皇门》。

周公陈述武王的话，并加以己说，以训诫周成王，因此作了《大戒》。

周公为阐明夏、商、周三代的正朔，因此作了《周月》，为辨析二十四节气物候以明确农时，因此作了《时训》。

周公制定按月施政的法则，依天地规律安排国事，因此作了《月令》。

周公首创文王谥号制度，使其义理垂范后世，因此作了《谥法》。

周公将归政于成王，在明堂接受诸侯朝见，因此作了《明堂》。

成王亲政以后，借向祖先祭献新麦之际，告诉群臣要勤于职事，因此作了《尝麦》。

周公还政成王以后做了太师，告诉成王要以“五则”为行为规范，因此作了《本典》。

成王向周公咨询民事治理，周公陈述考察官吏的六种方法，因此作了《官人》。

周王室安定后，天下诸侯部族前来朝觐，各以他们的特产进献，周人想把它作为制度流传后世，因此作了《王会》。

周公已经去世，大一统政治制度将要衰败，周穆王借叔祖祭公谋父有病，向他请教长治久安之策，因此作了《祭公》。

穆王深知守江山的艰难，害怕蒙羞于后世，想借古事引为镜鉴，因此作了《史记》。

虽然大一统的教化有所衰微，但天命尚在，外围的族群仍然遵循着大一统的礼法制度，因此作了《职方》。

芮伯考查古制而作训诫，引导君王向善，并责令执政臣僚反躬自省，因此作了《芮良夫》。

晋侯崇尚武力，侵占周王室的疆土，晋大夫叔向听闻太子年幼却非常贤明，帮助恢复了周王室的土地和尊严，因此作了《太子晋》。

执政者佩玉以喻德，所以用玉来作装饰，因此作了《王佩》。

夏桀罪恶多端，商汤欲放逐之，援引往事以戒后世君王，因此作了《殷祝》。

民无君则乱，君无民不立，治国当慎于细微，因此作了《周祝》。

武事用以平定祸乱，若非正直有理则难以取胜，因此作了《武纪》。

养成习惯就会被视为常态，对此不能不谨慎，因此作了《铨法》。

车马礼服之制彰明等级，不可僭越，因此作了《器服》。

周朝治国大道至此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