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數千年來，東西方歷史進程和基於歷史經驗的概念、理論可謂天差地別。所以，一旦教育體系全盤西化、囫圇吞棗引入西方理論解釋中國，我們就會深陷西方精神殖民泥潭，知識份子就會脫離人民，文化安全就會失去底線。

改革開放的歷史是最好的證明：已近半個世紀的改革開放，其偉大成就主要源自人民的創造性實踐，以及政府官員實事求是、因勢利導的具體政策。相形之下，理論回應現實的步履太過遲緩。直到今天，學人還無法從哲理上解釋：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的社會主義中國政府為何支持龐大的私營經濟？公、私在邏輯上不是一對矛盾嗎？

事實上，外國學者也注意到西方歷史經驗的局限性，以及過去百多年來“以西釋中”的誤區。1986年，在題為《中歐國家觀念的比較》的學術報告中，法國漢學家謝和耐（Jacques Gernet）對此有過精闢論述：“我們西方的歷史參照點與中國人並不相同。我們那全部出自希臘文或拉丁文的辭彙（民主、君主制、專制主義、帝國、共和國……）都參照了歐洲特有的現實與傳統。一種諸如政治術語那樣的基本名詞的情況也如此，它們最早都暗示對於城邦中自由公民（也就是說既不包括奴隸，也不包括外國僑民）的共同利益以及在法律上平等的討論。我們承認，這種模式一直持續地存在，直到今天仍存在於市政廳和議會制度中。此外，西方的整個制度都是以城邦和城市為中心的。羅馬帝國是通過將公民權擴大到全部蒙昧族人口而形成的。從中國一方來看，西方的政治史顯得完全新穎奇特，甚至可以說是具有異國情調。我是想說，它在任何方面都不形成一種據以判斷所有社會的歷史與組織原則的標準。【1】

遺憾的是，新文化運動以降，學界依循西方學理“整理國故”，其結果卻是：中學淪為西學的附庸，中國經驗貶作西方學理的注腳，而中國本土學術體系，則被肢解得支離破碎。所以我們只能在西方“上窮碧落下黃泉”，努力尋找能套用於中國現實的概念和理論。但它們總是缺乏解釋力，更無多大指導性，除了與中國高度契合且高度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基本上都是“兩處茫茫皆不見”。

古人云：欲亡其國，先亡其史。“以西釋中”的國學大師們恰恰是亡中國歷史文化的罪魁禍首。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討論過“亡國”與“亡天下”的區別，消滅中國歷史文化屬於“亡天下”——民國大師們明裏打著“輸入學理、整理國故”的旗幟，暗裏幹著亡中國文化的勾當。

“西方學理”豈可隨意移植！像中國這樣古老的超大型政治共同體，從安身立命到安邦治國，是數千年持續演化的結果，西方根本沒有解釋中國的現成答案。

比如我們沒有西方排他性的民族觀念，中國也不是現代民族國家。

約4000年前，亞洲東部和地中海東部分別形成了兩種文明發展邏輯，即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秩序和地中海東部形成的國際秩序。前者呈現更為和平，更為持續發展的特點。中國沒有西方本質不變的種族主義觀念（如“永恆的猶太人”），任何人都能夠通過文化融合與認同成為“中國佬”，從而形成包容萬邦的世界體系。西安電子科技大學項舒晨教授指出：“實際上，文化適應的過程恰恰造就了中華民族，正如一位英國軍官1909年的雲南實地考察報告所證實的那樣。H.R.戴維斯少校（MajorH.R.Davis，1865—1950年）寫道，一旦雲南邊民學會說漢語並‘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漢人的習俗’，他們就會‘得到一種觀念’，從而成為‘中國佬’（Chinamen）。‘如此一來，一個實際上沒有漢人血統的中國人種族便生長了起來’。……‘中國人’是一種文化上而非種族上的身份認同，而‘中華民族/中國人’是由許多不同的民族匯聚融合而成的，這些人認同並被接納進了‘中國人’這一文化身份。”【2】

中國人視民族為不同地域、不同習俗的人，沒有絕對的高下之分，內外之別。如同一個湖南人，一個山東人，二者只是所居、所習有異，並不是相互對立、矛盾的。雍正皇帝談到自己的滿族身份時說：“不知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3】

歐洲本質主義的民族觀念則會人為製造彼此對立。誠如法國哲學家朱利安（Francois Jullien）所言：“歐洲語言總是將對立的存在彼此孤立，用定義為它們畫圈設限，並在本質中不斷鞏固定義。”【4】所以我們引入西方基於血緣種族的本質主義民族概念，就會導致諸多民族問題——甚至產生如此荒唐的現象：一些少數民族早已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但今天我們仍按永恆的本質主義觀念，將之劃歸某一語言習俗已消失殆盡的“民族”。

不僅現象與本質對立，整個西方學術都是以二元對立觀念為基礎的。比如政治上的民主與專制。現實中，褒義的民主常常戴在西方自己頭上，貶義的專制（威權）則強加於中國。我國知識份子無論反對還是接受西方的定義，都會落入西方的理論陷阱。

因為中國既不專制，也不民主。整體上，它幾千年來都堅守選賢任能的賢能政治（實踐中有時會背離這一原則）；對權力的約束強調“定分止爭”，而非三權分立那樣的權力制衡。

可憐的中國左派！他們常常站在某種立場上反駁西方，甚至聲色俱厲地攻擊西方。但他們並沒有基於中國歷史和現實的理論，所以回過頭來還要依賴西方理論——主要是對西方無大害、對東方無大益的左派理論，有時也會引入“文明國家”之類模棱兩可的東西。

可笑的是，有學者號稱深入中國農村幾十年，他們拿來解決三農問題的方案卻是西方的，甚至還將梁漱溟不合時宜的“鄉村建設”當作理論研究起點。這些西式方案應用到中國，幾乎總是無疾而終。

由於中國學人深陷西方精神殖民泥潭，已經習慣於“唯西方馬首是瞻”。一位令人尊敬的溫厚長者曾私下對我說：“你研究中國文化時，一定要觀照西方相對應的概念。”我想這位朋友指的是英文相應概念。問題是，西方還有很多民族語言，我如何在研究中國文化時，找到英、法、德、俄等語中相應的概念，並作出對比闡釋呢？探索中國文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在邏輯，及其相應的複雜知識體系，我已經極盡心力了！

還有學者堅稱：“所謂學術主體性、自主知識體系，不是自說自話。自說自話的東西，西方不懂，對中國也沒用。”如果我們學術創新的前提是“西方人懂”，那就不可能有學術主體性。因為中國人從認識世界的方式，到思維方式、邏輯體系，再到生活方式、政治經濟，乃至世界體系都與西方大相徑庭，西方人鮮能理解——難道西方人不懂中醫，中醫理論就對中國沒用嗎？這種論調何其荒唐！

看來，人文學界要確立學術主體性，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首先需要中國學者具有深入骨髓的文化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以厚積五千年的傳統知識體系和過去百年的社會主義理論實踐為基礎，積極吸收西方優秀文明成果，建立起中國人自己的新時代知識體系。

否則，在西方教育體制和學術理論席捲全球的21世紀，我們將難以掙脫這張覆壓一切的西方精神殖民之網。

從明末利瑪竇進入中國開始，除了極具革命性、明確反對殖民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西方學術的引入從來不是純粹的文化行為，其背後具有深厚的西方精神殖民色彩。比如清末大量教會學校以及靠庚子賠款為經費的學校便是西方精神殖民中國的基地，這些學校豢養了大批 “民國大師”，他們制定的“以西釋中”學術路線從根本上來說是錯誤的，今天已嚴重威脅到我們的文化安全。

當務之急，是堅決斬斷學術研究背後的西方利益鏈條。除了少數具有國策顧問意義的西方人文學術研究，對所有不是基於中國歷史文化、現實問題的研究，都不再提供經費支持，也不許在大學隨意講授。

姑息只能養奸，養虎終將為患——對關係國運的文化安全、意識形態問題，是亮劍的時候了！

注釋：

【1】[法]謝和耐：《中國與基督教》，耿昇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441頁。

【2】[英]項舒晨：《置身天下：中國的世界主義哲學》，梁玉菡、張翊軒譯，中信出版集團2026年版，第60-61頁。

【3】雍正帝編：《大義覺迷錄》，中國城市出版社，1999年版，第2頁。

【4】[法]朱利安：《默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版，第111-1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