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說明：湖南省邵陽市綏寧縣農村普遍供奉的“天地國親師”牌位，讓我們看到中華文化綿延數千載的不朽生命力。筆者攝於綏寧縣紅岩鎮江坡村。

我曾以為，如果知識分子研究本土文化，也按照西方思想殖民的邏輯，那麼我們的文化傳統有斷絕的危險。

最近筆者去湖南省邵陽市綏寧縣參觀，看到家家戶戶普遍供奉的“天地國親師”牌位，不禁感嘆：中國文化不在知識分子的大腦裡，而在普通人的日用之中——中國本土知識體系可以被西化知識分子不斷地裁剪、解析、重構，但中國文化傳統不會滅亡，從政治體制到生活方式皆然。

西方的民主制度隨美國大選，隔些年就要通過各類媒體宣傳一番，再加上支持或反對美西方民主的著作，其影響可謂到了“洗腦”的程度。但中國依舊沒有走上西式民主道路，無論怎麼改變，都不離選賢任能的賢能政治。連西方學者都注意到這一點，加拿大政治學者貝淡寧（DanielA.Bell）還寫了《賢能政治：為什麼尚賢制比選舉民主制更適合中國》一書，該書中文版由中信出版社2016年出版。

生活方式也是一樣。中國有種種宗教的信眾，但百姓信奉的主流永遠不會是超越現實經驗、永恆完美的上帝，他們供奉的還是“天地國親師”——生命中普遍不可或缺的事物。法國漢學家謝和耐（Jacques Gernet）在《中國與基督教》一書中，對中西文明在精神結構與價值取向上的深層矛盾有相當深刻的論述。該書中文版由商務印書館2013年出版。

“天地國親師”，從辛亥革命前“天地君親師”的牌位演化而來。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人們就將“君”改成了“國”，儘管實際上二者並無本質區別。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君者，群也”，國君即國家的象徵。

“天地國親師”化自中華禮義文明的三大根本：天地、先祖（親）和君師。天和地是維繫生命的根本，先祖是族類的根本，君主和師長則是治理與教化的根本——此三者，共同構成了生命所依存的基礎。《荀子·禮論》論證說：“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偏亡，缺少一個——筆者注），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具有偉大創造力的中國人民將其總結為天、地、國（君）、親、師五個關鍵字，很好地概括了中國文化。

先說天。 “天”不是西方超越並創造自然萬物的上帝，也不是西哲眼中超越現象的本質，甚至不同於古典唯物主義的原子，因為古典唯物主義的原子仍是先在於萬物本身的“永恆存在”。美國哲學家郝大維與漢學家安樂哲寫道：“古典唯物主義的各種形式源自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和盧克萊修（Lucretius）的哲學。他們用‘原子’（atoms）——構成其他萬物獨立且不可變易的單位——來解釋這個世界。古典唯物主義的‘原子’在嚴格的意義上先在於它們構成的世間萬物，因為它們是萬物的決定者，所以它們自身不受它們所決定的事物的制約和影響。”【1】

中國人觀念中的“天”或“天地”觀念不是這樣，它是自然萬物相互作用形成的整體，不存在一個超越萬物的決定性實體。自然萬物本身是相互影響、相互決定的。也因此，中國哲學中不存在分裂性的截然對立觀念，上帝/世界、主體/客體、實在/現象、身/心……這類兩分概念與中國的“陰陽”觀念迥異，後者是共存統一、相輔相成的，只有在某種情況下，陰陽才體現為二元對立的矛盾。

《易經》的作者將天與地分開，“天”代表主導性的剛強不息的宇宙力量，“地”代表包容性的厚德載物的宇宙力量。中國人推崇地德，綏寧縣農村“天地國親師”牌位下面供奉著土地神，還有招財童子、進寶郎君之類，代表了人們對現實美好生活的嚮往。

至於國（君），則代表了中國人對大一統的和諧秩序的重視。“人道，政為大”，社會治理的關鍵就是中央領導核心，一旦中央領導核心失去協調不同利益集團的作用，社會必將失序。魯哀公曾問孔子，人間什麼事情最為重大？孔子回答：政事為大。因為政，就是公平正義，如果領導核心行事正義，那麼百姓就會遵從。如果領導核心無所作為，百姓也將不知所措。《大戴禮記·哀公問於孔子》記載：“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愀然，qiǎo rán，神色突然變得嚴肅——筆者注）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

親，指親人。中國人特別重視對婦女的親敬，婚禮中新郎要親自到女方家迎娶新娘（“六禮”中的“親迎”），這是尊重新娘的表現；古人重孝——孝首先就是對親人的尊重，清代以前的法律中，孝道受到法律的嚴格保護。今天仿效西方的法律中缺乏相應的條款，刪除了諸多“以法生德”的內容，這是中國法治的歷史性退步。

“師”不是現代意義上傳授知識的老師、教授，而是承擔社會教化責任的師長，所以他們才同天地一樣受到尊重。過去百年來，我們的學校教育盲從西方，一味重技能而輕教化，全然無視西方在學校之外另有教會承擔社會教化之責，結果造就了過多的精緻利己主義者——這是現代教育最大的敗筆之一。中國教師自古承擔的是傳播知識與社會教化的雙重使命，今天，我們有必要恢復“師道”的本來面目！

當一些學者空談中國信仰、當代哲學的時候，中國廣大農民已經創造性地將“天地國親師”置於價值觀念的中心。對中華文化復興偉業來說，這是件大好事。它再次證明：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主體力量！

注釋：

【1】[美]郝大維、安樂哲：《通過孔子而思》，何金俐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