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6年8月23日，黑龍江省湯原縣大亮子河原始森林公園願海寺。六經書院總編輯翟玉忠先生為當地信眾作了題為《修好自己：儒家五行學派的智慧與安樂之道》的學術報告，以下是報告的部分內容。

《大學》自南宋朱熹納入“四書”體系以來，“明明德—親民—至善”的修行次第便成為八百年來學人共尊的解釋框架。在這套框架裏，“明德”被預設為向內澄明、先天本具的虛靈之性，“親（新）民”是推己及人的道德擴充，“止於至善”則是抵達天理渾然的終極境界。

回歸先秦儒學的原生語境，我們發現，這一次第恰恰顛倒了本末。《大學》的內在邏輯，是從日用倫常的人道之善起步，在世事磨煉中層層遞進，最終抵達“明明德於天下”的內聖外王境界。這一真義的重新發現，並非來自某位學者的奇想，而是半個世紀以來，出土文獻的重光、經學經典的互證、歷代學術積累的層層匯流。

1.出土簡帛：思孟五行學派的概念拼圖

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的出土，第一次打破了先秦儒學史的既定敘事。《荀子·非十二子》中那句“子思唱之，孟軻和之”，卻始終找不到文本依據的“思孟五行”公案，終於從歷史迷霧中顯露輪廓。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楚簡的出土，將《五行》與《性自命出》等一批思孟學派的核心文獻呈現於世。這些失傳兩千多年的典籍，為我們拼出了一個從未被宋明學者看見的、完整的儒家五行概念系統。

其實，“五行”並非後世誤解的水木火土金，而是仁、義、禮、智、聖五種德行。它明確區分了“德之行”與“行”。《五行》開篇就說：“仁形於內謂之德之行，不形於內謂之行。義形於內謂之德之行，不形於內謂之行。禮形於內謂之德之行，不形於內謂之行。智形於內謂之德之行，不形於內謂之行。聖形於內謂之德之行，不形於內謂之行。”更重要的是，作者提出了兩個層次的分野：“德之行五，和謂之德，（仁、義、禮、智）四行和，謂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

很明顯，先秦儒家的修養路徑，並非先預設一個先天圓滿的“明德”，而是以仁、義、禮、智之心踐行人道之善，在不斷的踐行中讓德行內化於心，最終五種德行融會貫通，升進到與天道貫通的“德”的境界。

《性自命出》對人性的闡釋，為《大學》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撐。它提出“喜怒哀悲之氣，性也。……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以天－命－性－道－情的貫通結構，說明性並非宋儒所說的先天具備萬理的虛靈本體，而是以情感為基礎、需要後天涵養的生命質地。“人之雖有性，心弗取不出”，心作為道德主體，必須通過後天的教化與實踐，才能顯發為情、落實為行。這裏完全沒有“頓悟本心”的禪宗痕跡，只有扎扎實實“習以養性”實踐——不是改變本性，而是在世事磨煉中培養本性之善端，讓它慢慢生長、充實……

這套思孟學派概念系統，讓我們釐清了宋明理學對《大學》核心概念的改寫。宋儒所講的“性即理”，把天理安置在本心之中，預設了一個先天自足的形上本體；而先秦思孟體系中的“性”，是連接天命與人事的生命樞紐，必須通過後天善的累積才能上達於德。宋儒所理解的“至善”，是天理的終極別名，是向內體證的形上境界；而在《五行》的體系裏，“至善”首先是仁、義、禮、智的人道完成，盡力在人倫日用中把每件事都做得恰到好處，最後才能抵達五行和的“德”。宋儒所講的“德”，是內心本有的天理的別名；而儒家五行體系中的“德”，是五種德行長期積累、融會貫通的聖賢境界。

這些根本差異，在出土文獻重光之前，被宋明理學遮蔽了，直到我們看到了思孟學派的完整概念拼圖，才廓清《大學》的修養路徑本是“積善成德”！

2.經學溯源：《尚書》類文獻的理論源頭

當我們帶著出土文獻提供的新視野，重新梳理《尚書》類上古文獻，便會發現《大學》的理論源頭，比我們此前認知的更為古老，它屬於堯舜以來四千多年的政治—人文傳統。

《今文尚書·堯典》開篇就記述帝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偉大人生，為《大學》內聖外王張本。《古文尚書·咸有一德》中，“德”明顯是“善”的上位概念，作者強調實現“德”要以“善”為法則，善指能幫助百姓實現美好生活的善政。“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克綏先王之祿，永厎烝民之生。”

《尚書》類文獻中“明德”二字屢見。朱熹《大學章句》釋“明德”為“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把它完全收攝入個體心性的範疇，變成了人人心中本具、先天光明的本體。

閱讀《逸周書·本典》，我們便會看到“明德”的本義。“今朕不知明德所則，政教所行……”，聯繫前後文，這裏的“明德”並不是個體內在的虛靈本性，而是治國理政的偉大善法，是先王代代傳承下來的、經過歷史檢驗的政道與德行。在《尚書》的其他篇章裏，“明德”的用法也基本一致：《康誥》講“克明德慎罰”，是要求統治者彰明先王的善政，謹慎使用刑罰；《召誥》講“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這裏的“敬德”，本質上就是踐行明德，通過善政維繫天命。

這一發現直接改寫了我們對《大學》三綱的理解。“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第一個“明”是動詞，是“彰明、發揚”的意思，第二個“明德”，指的不是個人內在的先天本性，而是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路傳下來的、覆蓋整個天下的善政、德行——“明明德”不是個人向內澄明本心，而是把古已有之的、偉大的善政發揚光大；“親民”，不是宋儒所說的“新民”，讓民眾日日新其德，而是親愛民眾、治理民眾，在具體的社會事務中，把“善”落到實處；“止於至善”也不是個人體證到的天理境界，而是在世間踐行人道之善——這才是修行的起點！

總之，《大學》的“三綱”不是一個從內到外的“覺悟－推擴”次第，而是一個基於生活實踐的“積善－成德”次第：先從自己身邊的人倫日用做起，踐行一件件具體的善事，在齊家、治國的世事磨煉中不斷積累善行，最終讓整個天下都浸潤在善政良治裏，這便是“明明德於天下”。

3.學術匯流：歷代先賢的層層鋪路

《大學》真義的重現，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古今中外學者持續深耕的結果——從清代大儒對宋明理學的批駁，到當代海內外學者的跨文化研究。

清朝大儒戴震在《孟子字義疏證》中，早已對宋儒“以理殺人”的傾向做出了深刻批判。他明確指出，宋儒把“理”說成得之於天的虛靈本體，實際上混淆了儒家的原始概念與佛老的空無之論。在戴震看來，“理”從來不是什麼超越於世間之上的形上本體，而是存在於人倫日用的具體事務之中，是“情之不爽失也”，是每一件事都做到恰到好處的條理。他對“善”的定義，也回到了先秦的思想軌道上：“善曰仁，曰禮，曰義，斯三者，天下之大衡也。”這一思想，直接打破了宋明理學用“天理”籠罩一切的闡釋框架，為後世學者跳出宋儒的解釋體系、復歸先秦儒學的原生語境鋪平了道路。

當代學者，又在戴震的基礎上往前推進了一大步。中國臺灣的印順法師指出，《大學》三綱“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的“在”字，指層層下推，而非連續上進，“止於至善”方為下手處。他寫道：“在，指出大學的宗要所在，更一層層地推究到下手處。在明明德，就是下文的明明德於天下；大學是政治學，這是大學的最高理想所在。但怎樣才能明明德於天下？這就在乎親民了。親民，就是‘安人’，‘安百姓’；‘親親而仁民’；‘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怎樣才能親民呢？這就不能不歸到自己，在乎知道止於至善了。止是安住不移。‘於止，知其所止’，就是安住於應住的境地。這個應止的至善，分別來說，是仁、義、禮、智等。”【1】日本東北大學的淺野裕一教授在《〈大學〉篇之著作意圖——“大學之道”再考》一文中更明確指出：“如果將‘大學之道’理解為至高、最高的學問，那麼，此為學問的完成狀態之一。但是，在‘止於至善’之下，又有止、定、靜、安、慮、得相續的次第階梯，據此，‘止於至善’又不過是出發點而已……”【2】

正是一代代學者的持續接力，讓我們最終穿透理學迷霧，重新觸摸到《大學》本真。《大學》的次第，是從個人的修身行善起步，在齊家、治國的世事磨煉中“積善成德”，最終把古聖傳承下來的“明德”彰明於整個天下——這才是《大學》跨越兩千多年，依然能給我們帶來力量的底層邏輯。

注釋：

【1】釋印順：《我之宗教觀》，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47頁。

【2】[日]淺野裕一：《〈大學〉篇之著作意圖——“大學之道”再考》，收錄在陳致主編：《簡帛·經典·古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