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青山有意，燈火可親。2026年8月20日，六經書院年會在黑龍江省湯原縣大亮子河原始森林公園願海寺舉行。以下是六經書院總編輯翟玉忠在會上作的主旨發言。

中華民族有著五千多年綿延不絕的文明傳統。在漫長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歷經風雨而不散，經受變遷而不斷，主要在於我們擁有一個共同的精神家園。這個精神家園，深深紮根於不同種族和信仰人群共同的文化經典、共同的價值追求和共同的文明智慧之中。

任何一個成熟文明，都有支撐自身精神世界的核心經典。古希臘文明有《荷馬史詩》，猶太—基督教文明有《聖經》，伊斯蘭文明有《古蘭經》。中華文明同樣擁有自己的根本經典，這就是以《詩》《書》《禮》《樂》《易》《春秋》為代表的六經。在夏商周三代，《尚書·洪範》等文獻就具有了治國理政的憲法地位。

六經並非普通意義上的古代文獻，也不同於世界上其他某個族群的核心經典。在長達四千多年的時間裏，經學義理或隱或顯，始終起著收拾天下人心、凝聚社會共識的作用。這是因為，經學以人為本，超越不同種族和信仰，放之四海而皆準。中國經學猶如一塊超越時空的磁石，可以為所有文化賦能，可以與所有文化相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總敘》一言以蔽之：“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

從這個意義上說，經學就是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基礎——中華文化的“根”就是六經，六經所承載的核心價值觀就是中華文化的“魂”。六經去，則學無根；學無根，則民無魂。

然而，近代以來，隨著西方現代學術體系的輸入，經學傳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衝擊。1912年1月19日，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蔡元培簽發《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其中規定：“小學讀經科一律廢止。”這一制度變化具有深遠影響。此後，經學逐漸退出國家教育體系，並被拆分、改造為歷史學、文學、哲學等現代西方學術的研究對象。

在胡適博士將中國本土學術普遍史學化的號召下，經學研究也成了“經學史”研究，其直接目的是埋葬經學！近代經學史大家周予同（1898—1981年）有句名言：“中國經學研究的現階段是在不徇情地消滅經學，是在用正確的史學來統一經學。”【1】

在全球化的21世紀，中國經學變得更為重要。因為我們需要通過經學告訴世界：中國是什麼？中國人如何看待人性？中國先賢如何安身立命、安邦治國？

不幸的是，今日哲學社會科學界仍深陷一種思想樊籠，認為中國學術“越老越不值錢”，西方現代學術則是“美國字，吃香”——這種文化自卑的心態，與老舍先生經典話劇《茶館》中“小丁寶－小劉麻子”的對話如出一轍。殊不知，經學作為闡明中國文明典範的公共經典，一旦棄之如敝屣，將導致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地基崩塌，後果不堪設想！

試想，若美國這樣的西方國家全盤否定自己的公共經典《聖經》和普遍信仰的基督教，後果會怎樣？人家也不會如此愚蠢地自毀長城！每一個偉大的文明都有其安身立命的經典，都有其不可動搖的精神根基。中華文明的根基，正在六經，正在經學。

此時此刻，我們只有守先待後，踏踏實實地整理經學，闡揚經義，先把中華文明的根留住，使斯文不墜。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特別注意經學的以下三個特點。

首先，西方現代學術往往以概念分析、邏輯推演作為主要方法，通過抽象概念建立理論體系。而中國經學則更重視“立象盡意”，即通過具體的人物、事件、制度和歷史經驗，呈現深層的道理。

《周易·繫辭上》說：“聖人立象以盡意。”所謂“象”，不是簡單的外在形象，而是天地運行、人生實踐和社會秩序中能傳諸後世的典範。聖人通過樹立這些“象”，使人從特殊進入普遍，由經驗通向義理。

因此，經學中的道理，往往不是脫離生活的空洞原則，而是寓於具體事物之中。《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易類一》開篇說：“聖人覺世牖民（牖民‌，yǒu mín‌，教化民眾——筆者注‌），大抵因事以寓教。《詩》寓於風謠，《禮》寓於節文，《尚書》《春秋》寓於史，而《易》則寓於蔔筮。”

《詩經》通過歌謠表達心志，《禮經》通過禮儀節文規範行為，《尚書》《春秋》通過歷史事件垂訓後世，《易經》則通過卦象揭示宇宙人生的法則。這種“立象盡意”的方法，使經學義理不是冰冷的邏輯推演，而是有溫度、有生命、可感可知的智慧。

其次，經學不同於西方政教分離體制下的自由學術，它的基本功能是社會教化，以教輔政。

《史記·滑稽列傳》引孔子語：“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神化，神妙的變化——筆者注），《春秋》以義。”六經雖然形式各異，但歸根結底都是為了治理——治理人心、治理社會、治理天下。《禮》用來節制人的行為，《樂》用來調和人的情感，《書》用來講述政事之理，《詩》用來表達情志，《易》用來探究變化之神妙，《春秋》用來明辨是非大義。

孔子整理六經，目的並非建立純粹的學術體系，他希望通過經典教育改變世人，使社會形成共同價值。經學本身也不是書齋裏的清談，而是入世的學問、實踐的智慧。它不是為學術而學術，而是為人生、為社會、為天下而學術。

所以經學強調“教化”，通過文化教育，使人從自然生命成長為文明生命，使社會從利益競爭走向共同合作。今天我們建設現代社會，同樣需要這種思想資源——現代國家不僅需要經濟發展、科技進步，也需要共同價值的引領和良好制度的支撐。

最後，經學不同於西方學術體系的高度碎片化，它強調事物的大本大源——元。中國先哲認為，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根源。只有找到根本，才能把握變化；只有理解源頭，才能開創新局。《禮記·大學》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中華文明一向重視本元。這從孔子編定六經可以明顯看出來。《易經》以“易之門戶，眾卦之父母”的乾坤兩卦為始，乾卦經文以“元、亨、利、貞”為首。《尚書》以“元皇”堯的《堯典》開篇，重視考察歷史經驗，“曰若稽古”。《詩經》以《關雎》開篇，因為夫婦乃人倫之始。相應的，《禮》則重視冠禮和婚禮。而《春秋》也以“元年”為第一義，彰顯大一統治道。《春秋經·隱西元年》首句即“元年春王正月”。《周易參同契·於是仲尼章》總結道：“於是，仲尼贊鴻蒙，乾坤德（德，通‘得’——筆者注）洞虛，稽古當元皇，《關雎》建始初，冠婚氣相紐，元年乃芽滋（芽滋，萌芽生長之意——筆者注）。”

六經各有所始，而皆歸於“元”——這個“元”，就是大本大源，就是一切事物的根本和源頭。

1917年8月23日，24歲的毛澤東在給黎錦熙先生的信中寫道：“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而不徒在顯見之跡。動其心者，當具有大本大源。”【2】這段話雖然產生於近代革命實踐之中，但其思想方式與中國傳統經學高度相通：真正改變社會，不能只依靠外在措施，狂熱鼓動，更要觸及人的靈魂。

中國經學，是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它不是枝節的、表面的知識，而是根本的、源頭的智慧。它是闡釋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的大章大法，也是改造中國與世界、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重要思想資源。經學所承載的“天下為公”理念，與馬克思主義“建立公有制”的追求，在精神上一脈相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天下為公、講信修睦的社會追求與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相通。正是這些共通點，使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比較順利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經學與馬克思主義，一個源自堯舜時代的華夏沃土，一個來自十九世紀的歐洲大陸，卻在“天下為公-公有制”的思想路線上殊途同歸。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人類對公平正義、對美好社會的共同追求在東西文明中的不同表達。經學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馬克思主義則為經學的現代轉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今日我們默默無聞的工作，必將化為未來改天換地的無窮偉力。《莊子·人間世》說：“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凡事亦然”。我們六經書院的事業也是這樣！

經學的整理與闡揚，看似寂寞，實則在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培根鑄魂。

而這，正是21世紀新時代學人的文化使命與歷史擔當。

注釋：

【1】周予同：《治經與治史》，收入《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毛澤東：《致黎錦熙信》，收入《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