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實事求是地描述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基本格局，不僅是一個學術問題，更關涉我們對自身的理解與定位。費孝通先生於1988年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影響深遠，成為認識中國民族關係的基礎性理論框架。然而，“多元”與“一體”之間的辯證關係究竟如何理解？多元表像之下，是否存在一個更深層的一元結構？

筆者認為，用“一元多流”描述中華民族的基本格局，最為恰切。

所謂“一元”，指的是遵循中華“天下為公”的大一統治道、起全面領導作用的強大中央政府；所謂“多流”，指傾心歸向“一元”的邊疆各地區、各族群、各階層。中華民族可大可久，是因為居中的華夏（漢）文化核心不斷發展壯大，所納入的不同人群“百川”愈來愈多。今天我們已經雄居歐亞大陸東部，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力量！

此一格局的形成，既是四千多年政治制度深化的歷史結果，也得到現代民族學與文化史研究的充分印證。

1.政治制度不斷深化的必然結果“一元多流”

中華民族“一元多流”格局的形成，首先是四千多年政治制度不斷深化的必然結果。從夏禹的“五服制”，到清朝的中央—內地各省—藩部—朝貢諸國—互市諸國，數千年來中國政治結構始終由“中央政府—內地（省份）”不斷擴散開去。日本歷史學家濱下武志這樣描述清朝的“天下體制”：“它是國內基本統治關係即地方分權在對外關係上的延續和應用。將中央——各省的關係延續擴大到外國和周邊，將中央—各省—藩部（土司、土官）—朝貢諸國—互市諸國，作為連續的中心—周邊關係的總體來看待，並將其整體作為一個有機的體制來把握。”【1】

濱下武志先生還製作了相關圖示，讓人一目了然。如下：

圖片說明：以中央為核心形成的文化－政治連續體——天下，在清代一直延伸到歐洲。

圖片來源：【日】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朱蔭貴、歐陽菲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頁。

五服制最早見於《尚書·禹貢》的記載：“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铚，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這一制度提出了橫向圈層式的空間理念，即以距離國都的遠近劃分從核心區到邊緣區的五類政治區域。它是西周封建制度的理想化，從中心統治區向週邊水波紋似的推開去。

值得注意的是，五服制並非後世學者的憑空構想。考古學研究表明，《禹貢》五服制有一定的史實依據，它反映了夏王朝與周邊諸國、部落及部落聯盟之間政治、經濟、軍事等關係。【2】五服制度描繪出了一幅中央與地方及四鄰的網路圖，其本質是一種以政治、文化核心為圓心、以距離為半徑的政治地理圖示。

這種圈層結構在後世不斷得到延續與深化。從秦漢的郡縣制與屬國制，到唐代的羈縻府州，再到明清的土司制度與朝貢體系，中央政權與邊緣地區的關係始終呈現為由內而外、逐層遞減的連續分佈。這種結構超越了血緣、語言和宗教的界限——一個人可以是漢族血統而居於邊緣，也可以是其他族裔血統而居於核心——決定其身份的，是對中華禮義文化的接受程度。正是在數千年的融合過程中，位於中央的夏-漢人群如滾雪球般增長，自然形塑了中國“一元多流”基本格局。

2.民族調查視野下的“一元多流”

現代民族學的研究進一步表明，中華民族的“一元多流”格局不僅體現於政治制度層面，更深刻地植根於人們的自我認同之中。

臺灣學者王明珂對川西岷江上游羌族的田野調查提供了一個極具說服力的案例。王明珂的研究表明，從商到漢代，“羌”其實是中原人心目中生活於西方的“非我族類”的概念，隨著華夏認同的西向擴張而逐步西移。換言之，羌族並非一個自古以來就具有同一身份認同的族群。

更為關鍵的是田野調查中發現的認同流動性。在岷江地區，並不存在明確的漢、羌邊界。下游的居民稱自己為漢人，同時稱更上游的居民為“蠻子”；而更上游的人群又可能稱自己為漢人而稱更上游者為“蠻子”。每一個群體都將自己的認同歸宿指向下游——那個更靠近漢文化中心的方向。在這種“層層指向”的認同結構中，根本不存在一個本質意義上的、與其他群體截然區隔的“羌族”。王明珂先生的研究揭示了一個深刻的道理：族群認同從來不是固定的、本質的，而是在特定的歷史與社會情境中不斷流動和建構的。在中國這片土地上，這種流動的方向始終指向中華禮義文化核心。

不僅羌族如此，漢族本身就是不同地區的人民有機融合的產物，它之所以能夠成為凝聚的核心，不是因其血統純粹，而是因為它所承載的文化具有強大的吸引力與包容力。換言之，漢之為中國的主體族群，並非血緣意義上的主體，而是文化意義上的主導。

3.文化史視野下的“一元多流”

文化史的研究進一步揭示了“一元多流”格局的文化機制——中國人對其他民族並無僵化的邊界意識，而是以文化禮義作為區分與融合的標準。

孔子把禮樂作為區分華夷的標準，講究禮義德行的就是文明人，就是華夏之族；不遵循禮義德行的就是野蠻人，就是蠻夷戎狄之裔。孔子、孟子的民族觀不看重血統和地域，而看重文化的先進性。韓愈在《原道》中說得更為透徹：“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這意味著，只要符合禮樂文明的標準，不論民族與血統，都被視為中國人；反之，即便血緣上是中國人，若行事非禮，亦被視為夷狄。這種以文化而非種族劃分人群的傳統，使得族群邊界始終是流動的、可跨越的。

漢代，中原人承認江南地區人民的風俗有所不同，但並不將他們排斥在“中國”之外。經過數個朝代的融合，這種模糊的邊界便逐漸消失了。西晉八王之亂後，中原喪亂，大量中原士族百姓南渡江左。《晉書·王導傳》載：“洛京傾覆，中州仕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這些北人在江南“泊久而相安，北人遂為南人”，而“留仕異族及羌胡諸種乃為北人”。南北之間不僅風俗不同，甚至經學傳習亦各有差異。然而到了唐代，隨著《五經正義》兼采南北之學，南北經學之爭逐漸終結。經學終歸一統，文化的整合最終消弭了南北之間曾經有過的差異。

這一過程揭示了“一元多流”的核心邏輯：一個地區、一個群體，只要接受普適的禮義文明教化，就會在時間的流逝中逐漸融入“一元”文明之海。而那些尚未完全接受的地區與群體，則處於“流”的位置上——他們與核心的區別是程度之別，而非本質之別。

綜上所述，中華民族的“一元多流”格局，是四千多年政治制度深化、族群互動與文化融合的自然結果。從政治制度史看，五服制以來的圈層結構奠定了“以文化核心為圓心、以距離為半徑”的基本框架；從民族學看，族群認同是流動的而非本質的，其流動方向始終指向中華文化核心；從文化史看，以禮義而非種族區分人群的傳統，使族群邊界始終是開放的、可跨越的。

在中國，凡是接受中華禮義教化的皆為漢人、華夏、中華民族。以政教中心——中央為核，由內而外，不同族群呈現為一元居中、眾星捧月的格局，這就是“一元多流”。它既不同於將各民族視為截然分立之“多元”論，也不同於忽視差異的簡單“一體”論。它強調的是：多元的表像之下，存在一個融匯不同族群的文化核心，不同“支流”均從這一文化核心獲取前進的方向與動力。

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由是生焉！

“一元多流”並不否定中華民族內部豐富多彩的多樣性，而是要揭示這種多樣性得以共存、融合並指向一統的文化機制。正是這種以文化認同而非血緣、語言或宗教為紐帶的柔性開放結構，賦予了中國文明數千年延綿不息的生命力——也鑄就了中華民族的基本格局。

注釋：

【1】【日】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朱蔭貴、歐陽菲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頁。

【2】岳紅琴：《〈禹貢〉五服制與夏代政治體制》，《晉陽學刊》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