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源於地中海世界不同族群的交流、融合與衝突，那些曾經建立起了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帝國，卻從未實現政治和教化上的真正統一。羅馬帝國也只是不同宗教、法律、習俗族群構成的鬆散共同體。在西元一世紀初的羅馬猶太行省，對耶穌的審判，既用猶太律法，也用羅馬法。

雄居東亞的中華民族不是這樣，四五千年前，她就打破不同族群的信仰習俗、地理血緣邊界，建立起了統一的政教共同體，“以文化成”為一個天下——承載著中華大（天）道文脈，遺傳其“天下為公”政教基因的主體人群自稱為夏或漢。夏、漢不同於現代西方意義上的“民族”，它是以中原文化人群為核心，融匯不同宗教、地區，甚至不同種族的人民的共同體，其中包括難以同其他族群融合的西亞猶太教徒、中東伊斯蘭教徒。過去五千年的歷史表明，這個共同體是如此難以割斷、裂解，即使歷經短暫的分裂，亦很快走向政教一元、具有強有力領導核心的大一統格局。

這使中華民族如滾雪球一般不斷發展壯大，直到21世紀佔據整個歐亞大陸東部，未來必將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貢獻重要力量！

如果將華夏（漢）文化人群比作一個文明之海，那麼隨著時間的推移，總會有大小不同的支流匯入其中。此一文明之海不斷擴展，所納入的百川就愈多。這是中華民族可大可久的內在機理——我們可以稱之為“一元多流”。

所以，中國先哲將本土不同族群或民族定義為沒有明確地理邊界的不同習俗的人。今天的一個嚴重問題是：如果我們用現代西方以語言、信仰和種族等為本質特徵的排他性民族觀念解構中國，將其理解為“多元一體”，忽視中華民族數千年“一元多流”的基本格局，不僅會得出分裂有益、上下五千年只統一過81年的荒唐結論，還會從根本上威脅國家的長治久安。

1.分裂的亂世沒有“魅力”可言

有學者研究秦以後歷代分合時間，作出下表：

圖片說明：按西方民族國家觀念——排他性的主權與統一的地理疆域，列出的秦以後統一時間起訖表。

圖片來源：葛劍雄：《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79頁。

此表可謂“怪哉”！因為常識告訴我們：中華民族最大特色之一就是作為政治共同體持續數千年的統一性和連續性，至今我們仍驕傲地稱自己是炎黃子孫，稱腳下的土地為“禹跡”，稱天下太平的理想為“堯天舜日”。那麼為何學者經過長期細緻的研究，會得出上下五千年中國幾乎沒有統一過的結論呢？

原因很簡單，這些學者是按現代西方民族國家觀念看中國歷史的，所以得出“如果以歷史上中國最大的疆域為範圍，統一的時間是八十一年”的結論。把這個標準放寬，“如果把基本上恢復前代的疆域、維持中原地區的和平安定作為標準，統一的時間是九百五十年”。【1】

更有甚者，作者還發現了分裂的巨大益處和魅力，比如分裂會提高行政效率，同時減輕老百姓的負擔，所以分裂是順應民心的好事，等等。其論證振振有詞：“中國歷史上各個政權長期實行力役制，無論是勞役還是兵役，都要在全國範圍內徵調，首都及邊疆是服役的主要地區，對距離遠的地區來說負擔就大大加重了，甚至路途時間會超過實際服役的時間。不堪忍受的百姓從減輕負擔出發，寧可選擇分裂或實際上的分裂。西漢初的賈誼就曾證明：當時淮南的百姓迫切希望置於諸侯國的統治之下，而不是直屬於朝廷，以便能就近服役，而不必再長途跋涉於淮南和長安之間。”【2】這是顛倒黑白，要知道西元前169年賈誼《上疏請封建子弟》言及淮南百姓徭役之苦，目的恰恰是清除漢初南方分裂勢力——他要取消淮南國，讓其地直屬中央！

作為學者，顯然重視學術的發展繁榮。分裂亂世仿佛也有了“魅力”——因為無論是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還是近代軍閥混戰時期中外學說的風起雲湧，都是社會失序，思想共識不復存在的結果。這位先生恰恰忘記了，戰國時期，天下大一統已成為諸子百家的普遍追求，他們每個人都知道“天下大亂，無有安國”（《呂氏春秋·有始覽·喻大》）的歷史經驗。甚至外國學者也發現這一點，以色列希伯來大學的尤銳（Yuri Pines）先生談到中國持續存在的原因時寫道：“在戰爭不斷升級、流血衝突無休無止、動盪不安的時代，在敵對國家常常試圖破壞對方國內秩序的背景下，諸子都瞭解，‘天下大亂，無有安國’。而由於外交手段不足以安定天下，政治統一就成為擺脫混亂的唯一可行途徑。追求‘大一統’也就變成諸子百家的‘一貫’。因而，與其他帝國不同，中華帝國在尚未形成之際就已經得到了普遍的認可。這種認可為其長遠存在提供了合法性。”【3】

當然，我們不是說誰主張分裂。但其方案的確是要中國如現代西方社會那樣，讓不同宗教團體、不同利益團體施行自治。否則中國就太大了——在沒有現代交通工具的條件下更是這樣。“如果這是一個地方享受充分的自治權力，中央政府干預較少的國家，地理上的距離並不會帶來很大的不便。可是，從秦以來中國從來沒有出現過實行這種政治制度的政權，而是權力高度集中於中樞的專制國家——無論是統一時，還是分裂時，各個政權無不如此。二千多年來，專制的集權化有增無減，依靠國家自身的調節已經無法改變高度統一和地理範圍過大之間的矛盾了，而只能由分裂、分治來緩解這一矛盾。”【4】

“二中為患”，分裂、分治是災難，不是醫國藥方！顯而易見，這位學者想以西方多元民族國家格局來重塑中國。

2.政教“權力高度集中於中樞”的大一統治道

問題是，中國統一的原因恰恰是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基本特徵“定於一”——政治經濟、學術教化一統於單一領導核心。如果沒有了政教“權力高度集中於中樞”的大一統治道，中國只能走向分裂。面對東周社會秩序的全面崩潰，孔子痛心地指出長治久安的關鍵是政教統一於中央——天下大一統治道尚在的時候，禮樂的教化和出兵打仗的政令都由統一的象徵天子發出；大一統治道不再，製作禮樂和出兵打仗，都由地方諸侯決定。地方諸侯作主決定，經過十代很少有不垮臺的；由更基層的大夫決定，經過五代很少有能繼續的；若更底層的家臣把持國政，能三世不亡就罕見了。所以天下太平，國家權柄就不會落入大夫手中。老百姓也就不會失去共識、議論紛紛了。《論語·季氏》：“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春秋時代另一位偉大的思想家老子以詩一般的語言，論證了“得一”“統一”在天地萬物中的作用：“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穀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而以為正。”（《道德經·第三十九章》）

孔子所說的“天下有道”，他在《春秋》中強調的“大一統”，以及老子所說的“侯王得一”，早已超越西方民族國家觀念，昇華為一種強大的文化價值認同和政治共同體意識。華夏文明建基於一種偉大的文化體系，而非宗教信仰、語言種族。史學家楊向奎先生指出：“華夏文明，在當時世界上是一種偉大的文化體系，對於中國人民，它是一種向心力，回歸的力量。它是統一中國的凝集力，因為它不是狹隘的民族意識，也不是併吞一切的大民族意識，它是民族意識的昇華，是一種標準，一種水準，這標準、水準用以衡量一統中國的各族，達標者為中國為華夏，落伍者為夷狄、為野蠻。中國可以退為夷狄，夷狄可以進為華夏！”【5】

吳國是周文王的大伯所創建，吳太伯由於讓國的高尚品行備受孔子推崇，稱其有無以言表的“至德”。《論語·泰伯》：“子曰：‘泰伯（亦作‘太伯’——筆者注），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吳人在血緣上可說是周人的至親，卻長期在文化上被視為夷狄，這是因為西周時代吳國不施行中央的政令和教化。可是《春秋》記載西元前482年的黃池之會，卻尊稱吳為“子”，為何這樣？因為此次盟會，吳為主盟者，由於吳國稱霸，天下諸侯才不敢不來。這實質上有利於國家的大一統。所以稱讚吳國。《春秋公羊傳·哀公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西元前519年，吳國在雞父打敗了頓國、胡國、沈國、蔡國、陳國、許國聯軍。胡國國君髡（kūn）和沈國國君楹被殺。吳國俘獲了陳國大夫夏齧（niè）。這是約定日期地點、各據一方的正規戰爭，為什麼用突然襲擊的詐戰說法來記載這件事呢？因為不贊成戰事中以吳這個夷狄為主、以中原各諸侯國為客。既然不贊成以夷狄為主，為什麼不以中原諸侯國為主、夷狄為客呢？因為中原各諸侯國不尊崇中央，君臣上下敗壞，也成新夷狄了。《春秋公羊傳·昭公二十三》：“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雞父。鬍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齧。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

華夏諸侯何以變成夷狄？因為他們不能維護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前一年王室大亂，他們漠不關心，不肯出手相救。這些華夏諸侯不遵守上下名分、原則，公德淪喪。東漢經學家何休在《春秋公羊傳解詁》中指出：“中國所以異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亂莫肯救，君臣上下壞敗，亦新有夷狄之行，故不使主之。”

今天有人開口閉口都是維護中央權威，認同領導核心，卻對數千年維繫國家基本秩序的《春秋》大義嗤之以鼻。若如此，我們就失去了政治正確的關鍵學術基礎，政治建設的重要理論依據。難怪會有人公開盲從西方，主張多元自治。

在先賢看來，只要建立起了強大的、協調四方的政教領導核心，“建中立極”，就實現了天下大一統。“建中立極”就是“一元”；“生死大唐好”，邊疆各地區、各族群、各階層傾心歸向“一元”，就是“多流”——並不是所有地方都接受中央垂直統一領導才是國家統一。

古代世界，由於交通和通訊條件的限制，甚至今天的江南都是化外之地。所以中國國家主權是開放且富有彈性的，對於邊緣族群，只要他們認同中央確立的普遍和平秩序，就可以成為大一統天下之一部——他們可以保持自己的風俗信仰，可以在政治上自治，甚至來去自由。儘管中央也努力實現人文教化與法規政令的統一。《禮記·王制》以凝練的語言總結這種政策：“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研習《鄒氏春秋》的西漢學者王吉也說：“《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漢書·王吉傳》）這裏的風，即教化，意指教化非強制命令，如和風般自然滲透，無所不至。

據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自四五千年前的黃帝時代起，中央政府就教導天下民眾，共用自然資源——“明民共財”（《禮記·祭法》），確立了中華民族天下為公、“一元多流”的基本格局。

3.五千年前中國已經從多元走向了一元

為何不少同志都認為中國自古就是“多元一體”呢？因為五千多年前，中華大地還沒有實現真正的大一統，如花瓣般湧現出不同文化區系。

對於考古學現象，做出解釋時要謹小慎微，不能“望物生義”，特別是對於我們這樣一個有著四千多年持續史官記錄傳統的文明。退一步說，即使我們堅持“望物生義”，也能發現五千多年前，中華大地上不同文化區系間存在頻繁的交流，他們正在走向一元！走向統一！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李新偉先生指出，位於長江下游的淩家灘遺存和位於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相距一千多公里，二者卻在文化上有著驚人的相似性，這不是偶然的，而是密切交流的結果。他在羅列了兩地出土器物的諸多相似性後指出：“西元前3500年前後，中國史前各主要文化區在社會同步跨越式發展、社會複雜化程度明顯加劇、新的社會上層出現的背景下，地區間的交流也發生了質的變化，形成了社會上層遠距離交流網。在這一網路中交流的可能包括象牙等稀有材料，但更主要的是原始宇宙觀、天文曆法、高級物品製作技術、權力表達方式、喪葬和祭祀禮儀等當時最先進、最神秘、只有社會上層才能掌握的知識。”【6】

圖片說明：淩家灘遺存與紅山文化在文化上的驚人相似性。

圖片來源：李新偉：《中國史前社會上層遠距離交流網的形成》，載《文物》2015年第4期。

事實上，作為“崧澤文化圈”的一部分，淩家灘遺存與紅山文化的聯繫只是5000多年前我國東部地區大規模交流網的縮影，那是中華文明從多元走向一元的先聲。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陳繼玲、陳勝前認為當時的文化互動方式除了社會上層之外，還存在更廣泛的普通民眾交流，他們寫道：“如此大範圍的文化互動說明在距今約5500—5000年，我國東部沿海很可能已經形成了比較固定的交流通道。這一通道北起渤海灣，往南經過海州灣，直達長江口及杭州灣，再沿長江溯流而上，一直深入影響到淩家灘文化的勢力範圍。這條可能存在的通道必定極大地促進了長三角與遼西的直接交流，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崧澤文化圈’及紅山文化中觀察到玉、石、陶器等多類器物互鑒的重要原因。”【7】

很明顯，5000年前中華民族已經開始走向一體化，至四千多年前的堯舜禹時代，中華民族的建中立極，一元格局正式形成。夏商周三代的治國大法《尚書·洪範》將“建用皇極”列為居中的第五，指出政治的首要任務是建中立極，建立一個代表人民整體利益、吸納並服務社會各個階層的強大中央政府。“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就是說，國家要如同父母對待子女一樣，既要保障民生，又要教化人民。西漢伏生《尚書大傳》解釋說：“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誨之。聖人曲備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為之城郭以居之，為之宮室以處之，為之庠序學校以教誨之，為之列地制畝以飲食之。故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此之謂也。”

圖片說明：大禹則洛書以作範圖。

圖片來源：楊方達：《易學圖說會通》，齊魯書社2012年版，第32頁。

西方社會，一個宗教團體就能為信眾制定教育內容，甚至有獨立的醫療機構，整個社會呈高度多元的特徵。我們不能再按西方社會形態，用“多元一體”來描述當代中國，因為五千多年前中國已經從多元走向了一元——政教的統一！

人類是聯合與合作的物種，統一是人類共同的追求。西方文明也同華夏文明一樣，自古就重視統一，只是他們沒有找到不同族群間持久和平、長期共處的道路。孕育西方文明的地中海形塑了當代國際秩序的原型——散裂的地形為其打下了以鄰為壑、長期衝突的烙印，到21世紀的今天都是這樣。法國歷史學家阿蘭·布隆迪寫道：“儘管希臘人、羅馬人和基督徒都沒能成功讓所有人接受天下大同的思想，他們的遺產卻被繼承，由此在1919年創立了國際聯盟和後來的聯合國（1945）。但另一層面，雖然統一未能完成，地中海世界的三大勢力——天主教世界、東正教世界和伊斯蘭世界一直在這條路上嘗試著。”【8】但他還是不得不承認：“在歷史上從未實現統一的地中海只不過是各個彼此敵對的勢力共有的地盤。”【9】

而吾華夏，早在四五千年前就實現了政教一統、一元多流的天下秩序，這是怎樣的文明奇跡啊！它是中華民族最可驕傲，最能貢獻於人類文明之處。若我們迷信西方基於本質主義的排他性民族觀念和宗教觀念，搞多元自治，缺乏強大政教核心的“多元一體”，豈不是倒退五千年，連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都不如——這樣既無知又危險！

過去數百年來，西方狹隘的排他性民族觀念，導致了世界上多少慘絕人寰的悲劇啊！經歷過20世紀90年代種族大屠殺的巴爾幹地區人民，甚至夢想回到族群共存的奧斯曼時代。他們也在追問：是什麼力量使昔日睦鄰持刀相向、互相殘殺？殷鑒不遠，國人慎之！

我們要充分研究古代和當代處理不同族群問題的成敗經驗。堅持人民至上，各族人民大團結，反對人為製造族群分裂，以及各種類型的狹隘民族主義——這也是筆者寫作本文的初衷。

注釋：

【1】葛劍雄：《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79頁。

【2】葛劍雄：《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204頁。

【3】[以]尤銳：《天下一統：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再詮釋》，貴州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頁。

【4】葛劍雄：《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204頁。

【5】楊向奎：《大一統與儒家思想》，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頁。

【6】李新偉：《中國史前社會上層遠距離交流網的形成》，載《文物》2015年第4期。

【7】陳繼玲、陳勝前：《“上層遠距離交流”還是“大眾交流”？——紅山文化與淩家灘文化互動關係探討》，載《文物》2026年第2期。

【8】[法]阿蘭·布隆迪：《地中海世界一萬五千年》，周恒濤譯，四川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423頁。

【9】[法]阿蘭·布隆迪：《地中海世界一萬五千年》，周恒濤譯，四川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4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