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上承舊石器時代晚期的人類文明遺產，因革損益，綿延不絕至於21世紀人工智慧時代。

其可大可久，永續發展的生命力由何而來？

答曰：宇宙人生的自然法則——天道！

孔子罕言天道，晚年方作“傳”闡釋《周易》以明之，其理論的重要源頭就是河圖、洛書。《周易·繫辭上》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唐代孔穎達引漢代經學家鄭玄（字康成）和孔安國的觀點說：“‘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如鄭康成之義，則《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天苞，與下文地符相對，當指天的自然法則——筆者注），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孔安國以為《河圖》則八卦是也，《洛書》則九疇是也。”（《周易正義·卷第七》）

由於河圖、洛書的圖示漢代已失傳，宋以後學人又不知其本義等原因，導致後世弄不清二者與《周易》的關係。除了上述那段話，《周易》也沒有其他解釋性文字，所以有學者乾脆認為這句話是後人所加。當代治易大家金景芳先生認為，包括“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前一句“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都是後人妄加：“上文已經說‘天生神物（神物，指用以卜筮的蓍龜——筆者注）聖人則之’，怎麼又說‘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呢？不但語意重複，自相矛盾，而且‘河圖’‘洛書’是什麼東西，在《周易》經傳中連個影子也看不到，所謂‘聖人則之’是則什麼呢？因此，我認為‘天垂象，見吉凶’語，也不是《繫辭傳》原文，而是後人竄入的。”【1】

那麼，聖人是如何以河圖洛書為法，作《周易》的呢？筆者認為至少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周易》的“尚中”觀念直接來自洛書河圖的治國施政理念；二是今本《周易》的卦氣說與河圖闡釋的月令高度相關；三是占筮所用的蓍草數五十五源於河圖的天地之數。

在進一步闡發前，我們先要將河圖、洛書從神秘主義光環中解放出來。

1.洛書為治國大法，河圖是施政總綱

歷史學家柳詒徵說過：“自堯、舜以來，以‘中’為立國之道，孔子祖述其說。”【2】

柳詒徵可能不會想到，世界上許多傳統都重視“中”——世界的中心、中軸，它可以是一棵樹，一座山，一幢建築，一個城市，乃至一根杆子，一塊石頭，一道出口……“中”貫通上中下三界，整個世界的創造都從此一中心展開。

神聖建築普遍象徵貫通天地的“宇宙中心”，薩滿由此上下溝通天人。宗教史學家米爾恰·伊利亞德寫道：“實際上，正是因為處在宇宙中心的這一事實，神廟或者聖城總是宇宙三界的交匯之處。杜蘭基（Dur-an-ki）‘天地結合之處’乃是尼泊爾、拉薩，也許還有西帕爾（Sippar）的聖所的稱號。巴比倫有許多名稱，其中就有‘天地始基之家’‘天地結合之處’。但是，也正是在巴比倫，大地和冥界建立聯繫，因為此城建築於巴布-阿普斯（bab-apsi，‘阿卜蘇之門’）上面，我們在希伯來人那裏也發現了同樣的傳說。……耶路撒冷聖殿的岩石靠近‘深淵之口’。我們在羅馬世界也可以看見類似的思想。瓦羅說，‘當世界開啟的時候，冥界黑暗之神的大門也就開啟了。’義大利人的神廟也是上天（神）、人間和冥界的匯合之處。”【3】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代表“宇宙中心”的神聖建築是大一統天下的象徵性建築明堂，它是國家的政治中心，君王布政施教之地。關於明堂溝通上天與人間，作為政教中心的特點，東漢學者蔡邕《明堂月令論》稱“明堂上通於天”，是天子的太廟，用以祭祖，並以祖先配享上帝。夏人稱它“世室”，殷人叫它“重屋”，周人名曰“明堂”。東邊叫“青陽”，南邊叫“明堂”，西邊叫“總章”，北邊叫“玄堂”，中央叫“太室”。《周易》說：‘離卦，代表光明，是南方的卦象。聖人面向南方處理政務，心向光明而治理天下。’執政者於明堂謹慎地遵從天地的變化、順應四時的政令，彰顯宗廟中有美好品德的禮儀，昭明前代功勳與百官的辛勞，宣導奉養老人、敬重長者的道義，顯揚教育幼童的學術。在明堂中接受諸侯朝拜、選拔賢能之士，以此完善制度。活著的人憑其才能發揮作用，死去的人憑其功績得到祭祀。所以作為施行教化的宮殿，四種教育功能齊備，職官設置完善。就像北極星，處在自己的位置上，眾多星辰都環繞著它。政令教化由此產生，天下萬變發端於此，天下大一統於是昭昭可見。“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嗣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廟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者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萬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由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之大義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政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矣，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之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4】

上古明堂是集社會生活之大成的綜合性建築，文明的中心，其形制按洛書九宮排布。《大戴禮記·明堂》留下了相關的數字：“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清代學者胡渭由此作明堂九室圖。如下：

圖片說明：胡渭所繪明堂九室圖。來源：劉保貞《〈易圖明辨導讀》，齊魯書社2004年版，第120頁。

“洪範九疇”，夏商周三代一脈相傳的九條治國大法，也依明堂之數洛書排布——如果說明堂是中華大一統政教的象徵建築，“洪範九疇”則是大一統政教的大章大法，二者一有形一無形，奠定了中華文化的初基。

歷史有時會產生令人驚異的迴圈。比如夏商周三代有用數量或數序羅列基本政策、“以數為紀”的習慣，我們這個時代又出現許多這類短語，比如“一大二公”“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四個意識”“四個自信”等等。這種現象當與深入基層的大一統秩序的恢復有關。為了讓政策成為人民易懂的語言，必須將其簡化，這樣才能深入千家萬戶，並轉化為人民的主動實踐。《周易·繫辭上》所謂“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

傳自夏禹的“洪範九疇”也都是“以數為紀”，其中大綱以序數排列，細目則以數量列出。具體解釋細目時，又以序數排列。據《尚書·洪範》，“洪範九疇”分別是：“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極。”圖示如下：

圖片說明：禹則洛書以作範圖。來源：【清】楊方達：《易學圖說會通》，齊魯書社2012年版，第32頁。

這裏的“初一”就是序數“第一”的意思，“五行”，指天地的五種氣，它們依四季運行。細目包括：“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尚書·洪範》）將這五個序數按五方排列，並分別加上五，與原數並列，就是河圖。可以說，河圖是洛書所示首要施政方針的具體化，那是依照天道自然的運行規律、不同節氣施以不同政事的“月令”。從《尚書·堯典》中的“敬授民時”到《禮記·月令》等“月令”類文獻，皆源於此。

“月令”常常被稱為“明堂月令”，因為它來自明堂正北方、處於“初一”的“玄堂太廟”，且被珍藏於明堂中。蔡邕《明堂月令論》解釋說：“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效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瀆之義，故以‘明堂’冠‘月令’。”【5】

2.四正卦坎、離、震、兌本指百姓生產生活

據《史記·五帝本紀》及《大戴禮記·明堂》，黃帝已經“治五氣”，按五行之氣行政。《史記·曆書》也有：“蓋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去古太遠，黃帝“建立五行”細節我們不得而知。

最早明確記載按時行政“月令”的是《尚書·堯典》“敬授民時”章，其時序按河圖排列，東春-南夏-西秋-北冬，即人類學家所說的日照順序（Sunwise Order）。值得指出的是，舜的巡狩方位也是按上述次序，最後回到中心，明堂太廟祭帝堯。這應不是偶然的重合。

山東大學劉大鈞教授依據商代甲骨文有關四方風的相關內容，揭示出其方位名“北方曰伏”“南方曰微”“東方曰析”“西方曰夷”，正是《周易》卦氣學說中坎、離、震、兌四正卦。他說：“所謂‘東方曰析’，古‘析’‘震’同義。《釋名·釋天》：‘震，戰也。所擊輒破，若攻戰也，又曰辟靂。辟，析也，所曆皆破析也。’在後天八卦方位中，震卦主東方；所謂‘南方曰微’。《廣雅•釋詁》：‘微，離也。’在後天八卦方位中，離為南方之卦；所謂‘西方曰夷’。古‘夷’‘兌’同義。《爾雅•釋言》：‘夷，悅也。’在後天八卦方位中，兌卦主西方。所謂‘北方曰伏’。坎卦為隱伏，此見之《說卦》。在後天八卦方位中，坎卦主北方。由後天八卦方位與武丁時代四方風名相同思之，後天八卦方位應起碼源於商代。”【6】

與《尚書·堯典》“敬授民時”的民事內容相對照，則可知坎、離、震、兌講的是百姓的生產生活，其時序、方位也是河圖所示的時序、方位。不過下面所引甲骨文南方的方位名與民事名相顛倒。《尚書·堯典》“以正仲夏，厥民因”是否作“以正仲夏，厥民微”？甲骨文中也有“南方曰微”。劉大鈞寫道：“按‘隩’‘藏’同義，《說卦》稱坎為隱伏，亦有‘藏’義，而‘夷’‘彝’同音相通。……‘平秩東作……以殷仲春，厥民析’，而‘貞帝於東方曰析，風曰協’，據前所考，‘析’與‘震’同義，故‘厥民析’即‘厥民震’。同樣，‘平秩南訛……以正仲夏，厥民因’，而‘南方曰因，風曰微’，據前考，‘微’即‘離’，故‘厥民因’即‘厥民離’。同樣，‘平秩西成……以殷仲秋’之‘厥民夷’即‘厥民兌’，而‘以正仲冬’的‘厥民隩’即‘厥民坎’。通讀《尚書•堯典》中的這段文字，如果將文中的‘析’‘因’‘夷’‘隩’換成四正卦之‘震’‘離’‘兌’‘坎’，則一篇‘卦氣’說文字躍然紙上！”【7】

《周易》六十四卦與節氣相配，卦氣說可以上推至堯的時代！為使讀者一目了然，我們將《周易》四正卦、甲骨文四方名以及《尚書·堯典》方位、季節、民事內容，依次排布在河圖中。如下圖：

圖片說明：《尚書·洪範》“五行”構成的河圖。週邊文字從左到右、從上到下分別代表《周易》四正卦、甲骨文四方名以及《尚書·堯典》方位、季節、民事。這是最早的月令體系。

不僅四正卦依河圖順序，分主春夏秋冬，甚至今本《周易》卦序整體上也是按卦氣觀念，依時節排布的。它以配十二月的十二辟卦為主體，二二相耦，周而復始。劉大鈞先生早就注意到十二辟卦與今本《周易》卦序有關，並指出了十二辟卦的特殊位置，如下：

乾、坤兩卦居今本卦序第一、第二卦。

泰、否兩卦則居第十一、第十二卦。

剝、複兩卦居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卦。

遯、大壯兩卦居第三十三、第三十四卦。

夬、姤兩卦居第四十三、第四十四卦。

令他不解的是，為何臨、觀兩卦被排在第十九卦與第二十卦。【8】這是因為：除了作為門戶的乾坤兩卦，中間四組辟卦（下圖示以二、三、四、五）是按逆時針方位排布。臨卦配十二月，不符合周而復始、循環往復的天地運行法則，所以將臨及其覆卦觀排除在外——如同《周易》末尾是既濟、未濟二卦一樣。所以第六組卦以泰卦下的漸卦起，與其覆卦歸妹分別居第五十三、第三十四卦。如下圖：

 圖片說明：今本《周易》卦序整體上以配月的辟卦按時節排布。卦氣圓圖選自張其成：《易圖探秘》，中國書店1999年版，第26頁。

儘管我們在前賢的基礎上，大體弄清了今本《周易》卦序的整體排布規律，但對於每一卦的次序還需要做更深入研究，難道只是按《序卦傳》所說的哲理為序嗎？

3.河圖天地之數即《周易》大衍之數

讀蔡邕《明堂月令論》，不難發現明堂、洛書、河圖、《周易》的關係多種多樣。除了“明堂”概念本身與南方離卦有關，明堂的眾多尺度也來自《周易》，上面有：“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圜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也。圜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9】

另外，《舊唐書·禮儀志》和杜佑《通典》還曾講到唐代明堂中心八柱的高度，都是五十五尺。《通典·卷四十四》：“堂心八柱，長五十五尺。”杜佑按：“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以為柱之長也。”《通典》又說：“四簷，去地五十五尺。”杜佑按：“大衍之數五十五。”

這裏，明堂的“大衍之數五十五”顯然源自河圖的天地之數五十五，這與今本《周易》所記占筮蓍草數“大衍之數五十”不合。唐代孔穎達在《禮記·月令》疏中，根據《漢書·律曆志》推測：“按《律曆志》云：‘天數二十五’，所以二十五者，天一、天三、天五、天七、天九，總為二十五。《律曆志》又云：‘地數三十’者，地二、地四、地六、地八、地十，故三十也。以天地之數相合，則《易》之大衍之數五十五也。”（《禮記正義·卷十四》）北宋學者陸秉更明確指出：“此脫文也。當云‘大衍之數五十有五。’蓋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正五十有五。而用四十有九者，除六虛之位也。古者卜筮，先布六虛之位，然後揲蓍而六爻焉。如京房、馬季長、鄭康成以至王弼，不悟其為脫文，而妄為之說，謂所賴者五十，殊無證據。”（沈作喆：《寓簡·卷一》）

《周易》言天道，自然會推天道以明人事，用河圖天地之數。事實上漢代尚存這樣的本子，鄭玄甚至引用過。鄭玄《易·繫辭》注文：“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耦，陰無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併；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並；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並；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並；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並也。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五行各氣並，氣並而減五，惟有五十，以五十之數，不可以為七八九六卜筮之占以用之，故更減其一，故四十有九也。”（《禮記正義·卷十四》）

另外三國時期學者姚信、董遇也看到過“大衍之數五十有五”的本子，孔穎達《周易正義·卷七》有：“姚信、董遇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其六以象六畫之數，故減之而用四十九。’”

今人金景芳、高亨二位先生力主“大衍之數五十有五”。【10】只是他們沒有說明此數與明堂、河圖的特殊關係。

《周易》中有關明堂、洛書、河圖以及“月令”的內容還相當多。學人經常論及的《周易》尚中觀念顯然與“世界中心”，以及明堂、洛書、河圖的“尚中”“尚土”“尚五”觀念一脈相承。

劉大鈞先生據《禮記·月令》和卦氣學說，發現了諸多卦的《大象》與《禮記·月令》存在密切對應關係，並列長表說明之。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11】

中國文化猶如一棵參天巨樹，它從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文明的沃土噴薄而出，在21世紀的今天仍葉茂花繁，不禁讓人高山仰止。政治經濟上建中立極（《尚書·洪範》居中的“次五曰建用皇極”）、思維方法上執兩用中，生活方式上中和安樂……這種超越所有人為分界，基於天道自然的文明必將輝耀世界！

作為一種生生不息數萬年的文明形態，那應是我們唯一的選擇！

注釋：

【1】金景芳、呂紹綱：《周易全解》修訂本原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2】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403頁。

【3】[美]米爾恰·伊利亞德：《神聖的存在：比較宗教的範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54頁。

【4】《蔡邕集編年校注》，鄧安生編校整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18頁。

【5】《蔡邕集編年校注》，鄧安生編校整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21頁。

【6】劉大鈞：《周易概論》（增補本），巴蜀書社2008年版，第252頁。

【7】劉大鈞：《周易概論》（增補本），巴蜀書社2008年版，第252頁。

【8】劉大鈞：《關於“圖”“書”及今本與帛本卦序之探索》，收入《象數易學研究》第一輯，齊魯書社1996年版。

【9】《蔡邕集編年校注》，鄧安生編校整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21頁。

【10】金景芳、呂紹綱：《周易全解》修訂本原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高亨：《周易大傳今注》，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96頁。

【11】劉大鈞：《周易概論》（增補本），巴蜀書社2008年版，第255－第27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