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中國古典政治經濟理論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按自然時序進行生産，並有節制地消費。所謂“取之以時，用之有節”。因爲在農業社會，只有按時序安排生産，才能保證最大的産出。最晚從堯舜時代起，中國人就開始“敬授民時”（《尚書·堯典》），按時施政，後來發展爲法令性質的月令體系。孟子告訴梁惠王：政府征發勞役不耽誤百姓的農時，糧食就吃不完；細密的漁網不到大的池沼中去捕撈，魚鼈就吃不完；按一定的時令採伐山林，木材就用不完。糧食和魚鼈吃不完，木材用不完，這樣百姓對生養死喪沒有什麽不滿了。百姓對生養死喪沒有不滿，這是王道的開端。《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罟gǔ，漁網。數罟，細漁網——筆者注）不入洿（洿，wū，低窪地或池塘——筆者注）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除了發展生産（特別是可再生産品的生産），還要注意節制消費，這才是大道、天道。《禮記·大學》指出：增長財富的正確路線是，從事生産的人多，消費的人少；生産的人勤奮，消費的人節省。這樣，財富便會經常充足。“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孟子譴責無節制消費是“殺人”。他說，現在富貴人家的豬狗都吃著人吃的糧食，卻不知制止，這跟把人刺死了，卻說不是我殺的人，是兵器殺的，又有什麽兩樣呢？《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

中國古典政治經濟理論同當代西方以消費主義爲中心的政治經濟體系大相徑庭。試想：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無節制的消費可以在一定時期內擴大需求，但不可能實現有限自然資源與人類無窮消費欲望間的平衡。無節制的消費只會導致對他人和自然的掠奪，西方這種文明形態註定是不可持續的。

《鴛鴦》以周幽王爲反面教材，說明“取之以時，用之有節”的重要性。《毛詩序》：“《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鄭玄《箋》：“‘交於萬物有道’，謂順其性，取之以時，不暴夭也。”

《毛詩注疏》解釋說，作《鴛鴦》詩的人，是爲了諷刺周幽王。因爲幽王殘害萬物，自身需求過度，所以詩人思念古代賢明的君王，他們利用天下萬物合乎道義，不殘害摧折幼小的生命；古明王有節制，不奢侈浪費。如今的君王卻做不到，所以作詩諷刺他。“交於萬物有道”，指前兩章的前兩句；“自奉養有節”，對應後兩章的前兩句。由此可見，古代賢明的君王把萬物置於優先位置，把自己放在次要位置，所以先寫利用萬物，後寫自我奉養。

詩首章云：“鴛鴦於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毛詩注疏》指出，古代太平的時候，君王利用萬物合乎道義：想要捕食鴛鴦這種鳥，一定等它們長大、能夠飛翔之後，才用網捕捉，不在幼小時殘害它們。不僅對鳥如此——對萬物都是這樣。等到水獺祭魚之後才捕魚，等到豺祭獸之後才狩獵，都是等待萬物長成之後才獲取。君王德政如此，那麽萬年長壽以及福祿，都應歸於他。

詩三章有：“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古代賢明君王的馬拴在馬廄裏——因爲君王的馬很多，這裏特別說“在廄”，是指君王自己乘坐的馬。天子的馬卻不經常喂穀物，是說君王愛惜財物。

這裏，我們看到了一幅古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好畫卷。

經文：

鴛鴦於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語譯：

鴛鴦比翼翩翩飛，幼時不捕長大網，不傷萬物合天道，君子有德壽萬年，福祿綿長來安享。

鴛鴦雙宿棲魚梁，安然斂翅睡得香，不傷萬物合天道，君子有德壽萬年，福祿相隨永安享。

君子有馬廄裏養，愛惜草料和粟糧，奉養有節不過度，君子有德壽萬年，福祿相隨長滋養。

君子有馬廄裏養，愛惜粟糧和草料，奉養有節不過度，君子有德壽萬年，福祿綿長自安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