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周禮》是未完成的書，原缺《冬官》，漢人取《考工記》補之，以足六篇之數，而仍冠以《冬官》之名。冬官系統的官，按作者的構想，當為事官，掌“事典”(參見《天官·大宰》第1節)，亦即《小宰》所謂“事職”，其職責在於“富邦國”，“養萬民”，“生百物”。既為“事官”，則其屬固不當限於“工”，故江永曰：“冬官掌事而不止工事，考工是工人之號，而工人非官。”據江永考證，依作者的構思，冬官之長曰大司空，其副曰小司空，其屬可考見者，還有匠師、梓師、豕人、嗇夫、司里、水師、玉人、雕氏、漆氏、陶正、圬人、舟牧、輪人、車人、芻人等十五職。然此諸職，除玉人、輪人、車人三職外，其餘十二職《記》文中皆不見。依《小宰》說，冬官“其屬六十”，然《記》文僅列三十工(其中段氏、韋氏、裘氏、筐氏、櫛人、雕人六工職文佚缺)。

《考工記》為戰國後期人所作，是戰國時期手工業發展水準的一部總結性著作。《考工記》既別為一書，則自與《周禮》原書不同。其首為全篇之總敘，其中論百工的分工一節，則是《考工記》全篇的大綱，茲據以略述各類工種的職事。

第一類攻木之工，凡七工：一曰輪人，製作車輪、車蓋；二曰輿人，製作車箱；三曰弓人，製作弓；四曰廬人，製作廬器(戈、戟、殳、矛等長兵器)；五曰匠人，建造城郭、宮室、門牆、道路，以及開挖溝渠等；六曰車人，製作耒和大車；七曰梓人，製作懸掛鐘磬的筍虡，製作飲器及射侯等。

第二類攻金之工，凡六工：一曰築氏，製作削(一種刊削簡劄的刀)；二曰冶氏，製作殺矢(一種田獵用的矢)、戈和戟；三曰鳧氏，製作鐘；四曰栗氏，製作豆、區、鬴等量器；五曰段氏(原文缺)；六曰桃氏，製作劍。

第三類攻皮之工，凡五工：一曰函人，製作甲衣；二曰鮑人，揉制皮革；三曰韗人，製作鼓；四曰韋氏(原文缺)；五曰裘氏(原文缺)。 

第四類設色之工，凡五工：一曰畫，二曰繢，《記》文合二為一，而總言“畫繢之事”；三曰鐘氏，掌染羽毛；四曰筐人(原文缺)；五曰㡛氏，掌涑絲、帛。

第五類刮磨之工，凡五工：一曰玉人，製作圭、璧、琮、璋等玉器；二曰楖人(原文缺)；三曰雕人(原文缺)；四曰磬氏，製作磬；五曰矢人，製作矢。

第六類摶埴之工，凡二工：一曰陶人，製作甗、盆、甑、鬲、庾(陶器，具體形制不詳)等；二曰瓬人，製作簋、豆。以上六大類，總為三十工。從《記》文看，記車工之事尤詳(分見《輪人》、《輿人》、《輈人》、《車人》諸文)，蓋因“周人尚輿”，而車又為乘載及戰爭所必須，且工藝又最複雜的緣故。其次則詳於弓矢，尤詳於弓的製作(分見《矢人》、《弓人》)，蓋因戎事為國之大事，而弓矢為戰爭所必需的緣故。又《考工記》所記諸製作，不僅詳其尺度、要求和要領，且善於做經驗總結以找出帶規律性的東西，這是其一大特點。如《築氏》總結銅錫合金因二者所占比例不同而區分為六等，記載各等的名稱及其所適於製作的不同器物，反映了戰國時期的冶金業和手工製作業已達到相當高的水準，具有極其珍貴的史料價值。《考工記》中也頗有一些附會陰陽五行的神秘說法，則反映了戰國時人的觀念。

《考工記》是中國第一部工科著作。它篇幅並不長，但保存了大量先秦的科技史料，資訊含量相當大，內容涉及先秦時代的制車、兵 器、禮器、鐘磬、練染、建築、水利等手工業技術，還涉及天文、生 物、數學、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知識。它上承中國古代青銅文化的遺緒，下啟各代手工業技術的先河。想要打開先秦科技的門戶，瞭解中國古代科技成就的來龍去脈，不可不讀《考工記》。

《考工記》在開卷伊始就將社會各種職業分成六大類：“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寥寥數語，即已勾勒出一個相互聯繫和制約的社會系統，首句“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則指明“百工” 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個子系統。儒家一向堅持社會必須有分工。孟子說：“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就是把社會成員分成管理者和生產者兩大類。《考工記》的作者似乎比孟子的兩分法更為細密；管理者分成坐而論道的王公、作而行之的士大夫，生產者則包括百工、商旅、農夫、婦功等等。按照賈公彥的說法，這裏還是總目，《周禮》中分得更細，王公應包括王和諸侯、士大夫，包括六官以下的百官，百工在《考工記》裏就細分為三十個工種。認為社會要有分工，並把分工加以細化，是《周禮》描繪理想國的社會情況而採用的基本方法 。

這種分工方法，已經有了現代系統論思想的萌芽。按照系統論的觀點，系統作為由若干相互作用和相互聯繫的部分的有機結合，形成具有一定結構和功能的整體。而且，這些部分只有在整體中才體現出它的意義，離開了整體，它們就毫無意義。系統的結構是有序的，而 不是雜亂湊合的，系統中的資訊流通也是以一定的管道有秩序地進行的。《考工記》的作者不可能有完整的系統論思想，但是他所描繪的社會確確實實就是一個系統。不同的分工構成了社會這個大系統的各自組成部分。這些分工只相對於社會才有意義。無論是王公，還是百 工，離開了社會，他們本身的存在都成了問題。王公的思想，通過百官的執行，轉化為各類生產者的行動，農夫、百工、婦功提供各種產品，商旅調劑有無，整個社會即是如此維持正常運轉。古代哲人無意之中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應用系統論方法觀察社會的範例。 

《考工記》作者還不止於此，他解決問題的思想方法，仍然是系統論的方法。《冬官·匠人》：“匠人為溝洫……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為式，為式，然後可以傅眾力。”這是說營建排水工程，只要瞭解了一人一天的工作量，就可以知道單位長度的工程所需要的勞動力，從而也就可以知道整個工程所需要的勞動力。看起來，這好像只是一個簡單的數學問題。然而這簡單的數學方法的產生，卻是蘊含著系統思想的萌芽，即把整個溝洫工程視為一個系統，再把它分解成若干部分，測算出某一部分的工作量之後再來估算整個工程的工作量 。

“百工”這種官營手工業制度，從殷商到戰國，已曆一千餘年(或許夏代已經發軔)。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它幾乎是可以集中人力和物力來經營較大規模的手工業生產的唯一方式。《考工記》所記述雖然只有當時官營手工業中的30個工種，但一旦構成系統，此書的價值遠超過這30個工種的簡單總和。作者用述而不作的儒家倫理，遵循天時、地氣、材美、工巧四原則，以及嚴格的品質管理制度，將30個工種有機地組成一個整體，構成了一系列先秦科技文明之窗，部分地展現了先秦時代科技發展的生動具體的畫面。

製造器物，人們總希望達到最佳效果，於是就要求最優化設計。《考工記》中突出地強調了最優化設計的思想。如“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  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  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這是說： 車輪太高，人上車困難。輪子太小，摩擦力就會變大，“則於馬終古 登阤也”，所以把車輪定為六尺三寸至六尺六寸，人上車方便，車輛 行走也很靈便。

再如兵器，《考工記》給出了最優化設計的一般原則。從使用者 的角度，兵器被分為攻擊型和防守型。攻擊型兵器受進攻者所處地位 諸因素的限制，相應的要短些，而防守型兵器就可以長一些，但是也 不能“過三其身”，否則的話，反倒要受其累了。

在《弓人》中，《考工記》作者更對最優化設計作了引申和發揮。 他將人、弓、矢視為一個系統，三者互相制約。射手、弓、矢都可以  分為“安”和“危”兩種。根據射手的體形、血性氣質不同，配用相  應的弓、矢，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因而人和弓、矢，就有八種搭配：即以危人為主的四種——危人、安弓、安矢，危人、安弓、危矢，危人、危弓、安矢，危人、危弓、危矢；以安人為主的四種——安人、安弓、安矢，安人、安弓、危矢，安人、危弓、安矢，安人、 危弓、危矢。《考工記》作者認為，弓、矢和人三者皆安皆危最不可取。三者皆安，則箭速不快，不容易命中目標，射中人也無力深入。 三者皆危，則矢的蛇行距離過長，不能射中目標。綜合各種因素加以考慮，應該是安人、危弓、安矢和危人、安弓、危矢這兩組配合最為理想 。

《考工記》還給出了各種器物的生產工藝規程，有一套比較嚴密 的制度。這些無疑是在長期實踐中總結出來的。《考工記》的度量標 准，對中國度量衡制度的建立有重要影響。明代音樂理論家朱載堉首 創了十二平均律，他曾直言：十二平均律源出於《冬官·栗氏》“內方尺而圜其外”。《考工記》的度量衡體系對後世的影響，於此可見一斑 。

有工藝規程和度量標準，所以對所製作的器物就可以進行品質檢 查了。《考工記》中有不少地方講的就是產品的品質問題。比如梓人 製作的飲器：用來取酒的勺容量為一升，飲酒用的爵的容量為一升， 飲酒用的觯的容量為三升。這樣規定飲器的容量，是以一個普通人的 食量為標準，過大過小就適應不了大多數人的要求。梓師檢驗梓人所 制的飲器，把爵放橫平了而爵中的酒還流不盡淨，梓師就要處罰爵的 製作人了。又比如，凡是陶器、粗瓷這一類物品，轉動陶器，上下均 圓都要恰好與膊接觸；豆柄要直立，符合懸垂的繩子。而形體歪斜的，有破損痕跡的，有裂紋的，有突起不平不堅牢的陶器、瓷器，不能進入市集出售。

為了保證品質，對製作器物的原材料也有詳細的規定。從《輪人》所述就可以看出，產品的品質從原材料採集製備時就開始講究了。達到一定品質水準的產品，它的原材料也有相應的標準。這些原材料，不僅有形狀、性質、產地等等要求，連採集的時間也受到限制，要適時採集。採集到的原材料還要精心製作。在泥地上用的車輪，邊緣處要薄一些，才能不粘泥；用於山地上的車輪，則要求輪圈厚薄均勻，因為山地多山石，磨損也大。

為保證產品品質而實行的檢驗制度，並非只是在製作完畢才發揮 作用的，它在製作過程中就隨時在起作用。車輻的製作、輪圈的製作 都是如此。當然，最後的成品檢驗還是非常嚴格的。車輪要規之、萬 之、縣之、水之、量之、權之， 一道一道檢驗關口都通過了，才算合格。手續雖然繁複，但產品的品質得到了保障。當然，這種種檢驗， 各有其特殊的標準和要求，要達到這些標準和要求絕非易事。唯其如 此，講究品質才不致變成一句空話。這是不是應該引起現在的人們深 刻反省呢?《考工記》的時代尚且如此，更何況現代。

《考工記》是我國古代城市規劃理論中最早、最權威、最具影響 力的一部著作，提出了我國城市，特別是都城的基本規劃思想和城市 格局，是我們瞭解和研究科學設計藝術的珍貴文獻。其中涉及宮城設 計的“匠人建國”和“匠人營國”兩節，是現存最早的城市建築及其 規劃方面的史籍之一，對研究中國古代建築獨具一格的特點及其背後 蘊含的豐富的設計思想具有重要的價值，對我國古代都城規劃有著深 遠的影響。

“匠人建國”節，專述建設城邑的測量問題，記述了求水準、定 方位的建築測量技術。“匠人營國”節，追述周王朝營都建邑的制度。 其城邑建設體制將城邑分為三級，即王城、諸侯城 ( 諸侯封國的國  都 ) 和都(宗室、卿大夫的采邑)。作者著重記述了王城宮城的規劃  制度，包括主要的形制規模，城門數量，交通幹道網络，宮、朝、市、祖、社的佈局，及前朝後寢制度等方面。其次分述夏后氏“世室”、殷人“四阿重屋”和周人“明堂”的建築設計。作者還記載了王城的幾項具體營建制度，如朝市的規模，宮門、城牆、道路的規格等。文中提出了當時建築業中慣用的長度單位：“室中度以幾，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塗度以軌。”最後規定了禮制營建制度，侯國和封邑要參照王城的標準，按一定的差額逐級降格建築，等第分明，不得僭越。

其中提出的都城的基本規劃思想和城市格局，“方九里，旁三門”“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等一系列理論模式，一直影響著中國古代城市的建設，很多大城市，特別是政治性城市都是按照這種理論模式修建的。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長安城 (唐朝)和北京城(元明清時期)，清晰的街坊結構和筆直的街道，以及城牆和城門無不反映了《考工記》中“禮”的思想。在這些城市中，城市本身已經不僅僅是一個供人居住、生活的場所，城市已成為一種“符號”，它代表著一種社會關係和秩序。人們生活其中，日復一日地受到空間秩序的影響，不知不覺中明確了自己的社會定位，而想超越自己原有的定位，是非常不容易的。這正好符合了統治者的需要。所以我們不難發現《考工記》的影響是如此的深刻，甚至當代的很多城市規劃中仍可見到它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