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研究表明，在農業社會之前的覓食者族群中，乃至農業社會早期，普遍存在著某種形式的“原始共產主義”。這種社會共同分享狩獵或採集成果，社會成員地位平等，自私和自負被認為是可恥的。時人不會產生亞當·斯密，也不會如現代人一樣迷信私利創造繁榮。

美國歷史學家伊恩·莫裏斯（Ian Morris）指出，儘管覓食者也有個人所有權觀念，但他們明顯是一個共有、共用的社會。“拒絕分享自己得到的好東西，這在覓食者中間是一樁大罪，和自命不凡一樣糟糕。實際上，貪婪和自負在覓食者看來似乎是一回事，前文引述的那位昆申人（昆申人是非洲南部的原住民群體之一，屬於桑人的分支——筆者注）所說的話就揭示了這一點，他提到成功的年輕獵手會‘漸漸認為自己是個首領或者什麼了不起的大人物’。自私的覓食者承受著巨大的壓力把物品給予他人，這被某些人類學家稱為‘強制分享’……。”【1】

在諸多走向發達農業社會的文明中，特別是進入工業時代之後，人類早期文明中共有、共用的社會形態幾乎被忘得乾乾淨淨。但在中國，它作為五帝時代的大同社會圖景被保存下來，成為中華民族最為強大的精神基因，一直延續到近代的“大同式”現代化——大同理想形塑了中國人安身立命、安邦治國的價值基礎——經過五千年風塵洗禮，曆久彌新，真是奇跡！

1.大同社會理想不是復古倒退，是未來指南

受西方線性邏輯以及經學史學化的影響，許多人將大同社會作為中國人相信越古越好的“罪證”，認為那是一種復古倒退，是中國陷入停滯的原因之一。實際上，大同社會是先賢“立象盡意”，通過提煉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五帝時代大同社會的優秀文明成果，讓它成為一種價值理想，未來指南。

我們不能將大同社會理解為烏托邦式的上古黃金時代，大量考古和文獻資料都表明，當時同樣會發生慘烈的戰爭或革命。

在《禮記·禮運》中，大同社會是與小康社會相比較而提出的，前者是一個“天下為公”，選賢任能的無為而治社會，人們各盡其職，各安其分。這裏的“公”，就是共的意思，東漢經學家鄭玄注：“公，猶共也。”小康社會指夏商周三代以禮法治國的社會，它從天下為公，走向了“天下為家”，“家天下”，通過世襲傳位於子。也因此，這個社會做事立功，都是為了一己之利，人們互相爭鬥乃至戰爭開始大量出現。

但“大同”與“小康”不是截然相反的社會形態，鄭玄注“康，安也。”我們可以說大同是一個“大安”的社會，小康則是一個“小安”的社會。五帝大同社會重視賢能政治，夏商周三代同樣重視賢能政治，只不過前者實現得更為徹底，連國家元首也同近代中國一樣“選賢與能”。當時戰爭較少，不似夏商周以後那麼多。唐代孔穎達在《禮記正義》中就指出這一點：“案《史記》，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尚書》舜征有苗，則五帝有兵。今此三王之時，而云‘兵由此起’者，兵設久矣，但上代之時用之希少，時有所用，故雖用而不言也。三王之時，每事須兵，兵起煩數，故云‘兵由此起’也。”【2】

為閱讀方便，我們將《禮記·禮運》孔子論大同、小康的相關文字錄在這裏，並附上語譯。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矜，也作鰥，指無妻或喪妻的男人——筆者注）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孔子是說，在大道流行的五帝時代，天下屬於公眾，不私傳子孫，選拔既有德行又有能力者執政，社會上講求誠信，關係和睦。所以人們不只是把自己的親人當作親人，不只是把自己的兒子當作兒子。使老年人得到贍養，壯年人有用武之地，幼年人得到撫養，鰥、寡、孤、獨者及身體殘疾之人皆得供養。男子有正當職業，女人適時出嫁。愛護財貨卻不必藏於身邊，能竭盡全力卻不必為自己。因此陰謀詭計難以興起，偷竊作亂難以發生，家家戶戶外出可以不關大門。這就叫作大同社會。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裏，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刑，取法的意思——筆者注）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意思是說，而今大道衰微不顯，天下成了一家私有，人們只孝養自己的親人，只疼愛自己的兒子，物質人力資源都屬於私人，天子諸侯理所當然地世襲，建城郭挖溝池用以保護自己，將禮義作為綱紀，用以鞏固君臣、父子的關係，使兄弟和睦，夫婦和諧，並以此設立制度，劃分田裏，尊重勇士智者，建立功業都是為了自己。所以陰謀由此而生，戰爭由此而興。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成王和周公都是以禮法治國的英才。這六位君子無不謹守禮制。以此顯揚仁義，成全誠信，明察過失，嚮往仁愛講究禮讓，向民眾昭示治國常法。如有違反禮法者，在位者會被罷職，公眾譴責為禍害。這就叫作小康社會。

2.“大同”奠定國人安身立命、安邦治國的基礎

五帝時代產生的大同價值理想，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初基——中國政教合一的大一統治理體系，修齊治平的生活方式，以及依法治國、選賢任能的無為而治，都源於四五千年前的五帝時代。

西漢學者劉歆注意到，闡釋中國大一統治道的重要經典《尚書·洪範》與洛書有關。在《漢書·五行志》開篇，班固引用了《易經·系辭上》“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雒（雒，同洛，洛河發源於陝西省南部，流至河南省西部入黃河——筆者注）出書，聖人則之”，接著就指出，劉歆認為伏羲氏繼承天意而為王，接受《河圖》，模仿描畫它，這就是八卦；大禹治理洪水，上天賜給《洛書》，便取法它並加以申論，這就是《洪範》。聖人遵循這種天理規律，重視其超越時空的真理性。“劉歆以為，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

唐代顏師古注《漢書·五行志》也說：“（伏羲）放效河圖而畫八卦也。”“（大禹）取法雒書而陳洪範也。”洛書圖示在宋代出現後，有學者還將洛書之文與洛書之圖放在一起，對於我們理解河圖、洛書的關係十分重要，如下圖：

圖片說明：南宋蔡沈《洪範九疇數》第一帙中的“九疇本洛書數圖”。

《洪範》居首位的就是五行。漢以後學者將五行與五事等用天人感應學說將之神秘化，搞得烏煙瘴氣。翻閱史書中的卷帙浩繁的“五行志”，即可一目了然。

事實上，五行說只是農業社會早期人們按不同季節施行不同政教的法令，後世的月令即源於此。最初它是按河圖排布的——如果說《洪範》是依洛書排布的、中國人治國理政的大章大法，那麼河圖則是《洪範》第一疇“五行”依四季時節的展開。

《洪範》“初一曰五行”內容如下：“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我們看河圖的生數的方位，正好合於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中的五味排列亦合乎河圖方位。這些都不是偶然的，反映了聖賢依天道自然的季節變換，依法行政的奧秘——它在農業社會中關係到國民的生死存亡。所以禹的父親鯀治水失敗，箕子就說他搞亂了五行的自然規律（《尚書·洪範》所謂的“汩陳其五行”），並因此失敗受到懲罰。夏啟在甘水之濱征討有扈氏前發佈的誓詞，也譴責後者“威侮五行”（《尚書·甘誓》）。

為了讓讀者弄清楚河圖與洛書“五行”數的關係，我們作了下圖：

圖片說明：《河圖》是《尚書·洪範》第一疇五行的圖示，也合乎《尚書·堯典》“敬授民時”的方位、季節、民事內容。另外，《尚書·堯典》記載的舜巡守次序，也是按《河圖》東－南－西－北－中的順時針次序。

除了將《洪範》中五數、五行、五味與河圖相應，我們還將《尚書》首篇《堯典》中的四季、四方以及相應的農人活動（析、因、夷、隩）列出來——這是後世依時施政——月令的原初形態。

進而言之，夏禹所傳的《尚書·洪範》與五帝堯舜時代的治國大法《尚書·堯典》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尚書》中不僅暗含著洛書，也暗含著河圖。通過《管子·幼官》等“《河圖》圖說”，我們才得以一窺古人按照自然規律安排人事的文治武功。【3】

《堯典》“敬授民時”的相關內容並不長，如下：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穀。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穀。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堯典》按時施政的天人合一觀念為商人所繼承。商代甲骨文中有：“東方曰析、風曰協；南方曰因、風曰凱；西方曰彝、風曰韋；北方曰伏、風曰役。”其方位及民事與《尚書·堯典》全同，只是用字不同。文中的彝當通“夷”，至於“伏”與“隩”的關係，李學勤先生在《四方風名》一文中論證說：“甲骨刻辭與文獻最不同的一點，是北方作伏，不作隩。北方稱為伏方，曹錦炎先生已引《屍子》為證。按此說還見於《尚書大傳》：‘北方者何也？伏方也。伏方也者，萬物伏藏之方。’‘伏’的意思是伏藏，而《堯典》‘隩’或作‘奧’，也訓為藏。”【4】

顯而易見，五帝時代已存在一種政教合一的大一統治理形態，它將社會秩序按自然秩序統一起來，實現人與天的和諧統一——與天地並生，那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五千年的文明基因。

司馬遷著《史記》，就將中華大一統天下秩序上溯到五帝之首黃帝，並明確說他“順天地之紀”“治五氣”，即“治五行之氣”（《史記》集解引三國時期魏國經學家王肅注）。

除了建立大一統的天下秩序，五帝時代還奠定了中國人修齊治平的生活方式，以及無為而治的治國理念。數千年來，中國人一直以堯為生活的榜樣。感興趣的朋友也可參閱拙作《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以堯為典範》。【5】對中國人生活方式影響甚巨的儒家五行學派，也與《尚書·洪範》第一疇“五行”、第二疇“五事”高度相關。【6】

無論道家還是儒家，都崇尚無為而治的治國理念，無為而治不是什麼都不做，而是“無為而無不為”，依照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與時俱進，因地制宜地行政。《淮南子·原道篇》對此有很好的闡釋：“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所謂無不為者，因物之所為。”

孔子推崇舜無為而治，不禁感歎：“真正做到無為而治的，大概只有舜吧！他做了什麼呢？他只是恭敬地端坐在王位上治國理政罷了。《論語·衛靈公》：“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舜是如何實現無為而治的呢？就是行天下為公的大道，依法治國，選賢任能。韓非子將之總結為“抱法處勢，無為而治”。《孔子家語·五帝德》稱舜能“命二十二臣，率堯舊，恭己而已”。《大戴禮記·五帝德》論述得更為詳細：“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以利於民；使後稷播種，務勤嘉穀，以作飲食；羲、和掌曆，敬授民時；使益行火，以辟山萊；伯夷主禮，以節天下；夔（kuí）作樂，以歌籥（yuè）舞，和以鐘鼓；皋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契作司徒，教民孝友，敬政率經。其言不惑，其德不慝，舉賢而天下平。”意思就是說，舜命大禹治理國土，負責給山川命名，以便利百姓；他命後稷播種莊稼，努力從事生產，以供飲食。他命羲氏、和氏掌管曆法，認真地給人民頒授時令。他命益四處燒荒，以開闢山野草地。他命伯夷負責禮儀，以節制天下人民。他命夔創作音樂，表演樂舞，用鐘鼓伴奏。他命皋陶負責刑獄，以忠信調節訴訟，以知民情。他任命契為負責土地人民的司徒，教導百姓孝順友愛，敬守政教，遵循常法。他的話不讓人疑惑，他的德行不邪惡，舉用賢能而天下太平。

千層之臺，始於壘土。五帝奠定了中國人安身立命、安邦治國的基礎——大一統、全面依法治國、賢能政治仍是當代的重要關切。欲講透“中國特色”，忽視五帝大同時代，就失去了立論的根基，一切闡釋皆如緣木求魚！

3.近代中國的“大同式”現代化

植根五帝時代的大同社會價值理想，通過經學經典的數千年傳承，進入工業時代，演化為近代中國的“大同式”現代化。

1840年以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在西方列強的圍追堵截中破浪前行。早期革命者很快注意到：西方以個人自由為基礎的現代化模式——自由市場經濟和自由民主政治並不適用於中國，我們要擺脫亡國滅種的命運，就必須融匯中西，構築起文明新形態。

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明確反對將西方的個人自由觀念移植過來，因為那樣會使20世紀初的中國進一步深陷“一盤散沙”的境地。從他對三民主義與法國大革命自由、平等、博愛理念的比較之中，我們能看到孫先生將西方的諸多個人主義觀念中國化了，更準確地說，是“公共化”“大同化”了。

在孫中山先生眼裏，沒有經歷過西方那種封建貴族嚴酷壓迫的中國人，不是自由太少，而是太多了。在1924年3月16日關於民權主義的講演中，他說：“……實行民族主義就是為國家爭自由。但歐洲當時是為個人爭自由，到了今天，自由的用法便不同。在今天，自由這個名詞究竟要怎麼樣應用呢？如果用到個人，就成一片散沙。萬不可再用到個人上去，要用到國家上去。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國家能夠行動自由，中國便是強盛的國家。要這樣做去，便要大家犧牲自由。當學生的能夠犧牲自由，就可天天用功，在學問上做功夫，學問成了，知識發達，能力豐富，便可以替國家做事。當軍人能夠犧牲自由，就能夠服從命令，忠心報國，使國家有自由。……平等和我們的民權主義相同，因為民權主義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之地位都是平等的。此外還有博愛的口號，這個名詞的原文是兄弟的意思，和中國同胞兩個字是一樣解法，普通譯成博愛，當中的道理，和我們的民生主義是相通的。因為我們的民生主義是圖四萬萬人幸福的，為四萬萬人謀幸福就是博愛。”【7】

孫中山先生民生主義的兩大主張“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對後來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影響很大，直至改革開放時代。今天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可說是西方自由市場經濟與蘇式計劃經濟的中道。其中有自由市場也有國家調節，有資本家卻沒有資產階級——在中國，資本受到政權節制，讓它服務於社會的整體利益，而非如西方那樣讓資本利益集團壟斷一切。

孫中山先生“犧牲自由”、先公後私的觀點，也影響到中國共產黨人的自由觀。1937年9月7日，毛澤東寫了《反對自由主義》一文，在羅列自由主義的十一種具體表現後，他指出：“革命的集體組織中的自由主義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種腐蝕劑，使團結渙散，關係鬆懈，工作消極，意見分歧。它使革命隊伍失掉嚴密的組織和紀律，政策不能貫徹到底，黨的組織和黨所領導的群眾發生隔離。……自由主義的來源，在於小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性，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產生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自由主義。”【8】

日本學者溝口雄三將近代中國這種抽去了自由主義，並沒有走向歐美自由市民社會的現代化，稱為“大同式”近代。他寫道：“中國的大同式近代比起個人自由更志向於總體的自由，而這種排除個人自由即私人自利的、反專制性質的總體自由，由於其排除個人私利的獨特的共和原理，從而使民權主義不只是停留在政治層面上，同時和經濟上的總體的自由，即追求四億人民總體的豐衣足食的民生主義聯繫在了一起，這是中國近代的一個重要特徵。”【9】

正如溝口先生所說，自鴉片戰爭，“從一開始便是中國獨特的、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近代。”“我用‘中國獨特’這個詞，是考慮到後來的毛澤東革命。把馬克思主義適用於中國，其實質歸根結底就是將大同式近代納入無產階級觀的軌道，將其發展成為人民=農民的思想武器。”【10】

中國早期革命者的偉大貢獻，不僅在於推翻帝制，建立了共和國。還在於將西方的核心價值觀念中國化，使之適用於中國社會現實。可惜的是，這些寶貴的精神遺產並沒有被諸多學者所繼承。他們深陷西方現代性迷思，認為包括學術概念在內西方的一切都是先進的。

今天諸多學人腦子裏滿是Liberty、Equality、Fraternity——這類與中國歷史和現實沒有直接關係的西方概念。中國明明沒有西方那樣的民族，他們非要用西方民族觀念來研究生活在中國的不同族群；中國明明不是西方那樣的民族國家，他們非要將自古以來的中國等同於近代西方民族國家；中國明明不存在西方俱樂部性質的黨派，他們非要將中國的領導核心等同於西方社會的政黨。諸如此類指鹿為馬的行為，甚至已成為“學術規範”！

有人甚至幻想：通過提煉西方的標識性概念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真是荒唐！這是中國理論創新與現實發展存在巨大鴻溝的深層原因。

注釋：

【1】[美]伊恩·莫裏斯：《人類的演變：採集者、農夫與大工業時代》，馬睿譯，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頁。

【2】《十三經注疏·禮記》，中華書局2021年版，第1159頁。

【3】翟玉忠：《斯文在茲：中華文化的源與流》，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版，第2-35頁。

【4】李學勤：《中華古代文明的起源：李學勤說先秦》，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版，第183頁。

【5】翟玉忠 付金財：《中國人的政治教科書〈今文尚書〉》，華齡出版社2024年版，第1-3頁。

【6】李學勤：《帛書〈五行〉與〈尚書·洪範〉》，收入李先生《簡帛佚籍與學術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7】孫中山：《三民主義》，嶽麓書社2000年版，第96-97頁。

【8】毛澤東：《反對自由主義》，收入《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日]溝口雄三：《作為方法的中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17頁。

【10】[日]溝口雄三：《作為方法的中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