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夏官系統共有六十九職官，大司馬是其長，小司馬是大司馬的副手。按照《敘官》的說法，夏官是“政官”，即掌理軍政之官，此說大體不誤。如大司馬所掌九伐之法，徵收軍賦，教民習戰，救無辜而伐有罪，以及王親征時掌其戒令等，皆屬軍政，而所掌“佐王平邦國”的“九法”，亦當以軍事力量為後盾，其中的“制軍詰禁”一項則純屬軍事性質。

本篇的《小司馬》職文佚缺，僅殘存數語，其詳雖不可考，而由其“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一語，可推知其職掌的性質亦屬軍政無疑。大、小司馬之下的六十七屬宮，其中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掌疆、司甲五官職文佚缺，其他六十二官的職掌，則較複雜，雖多屬掌軍政者，然亦有許多與軍政無關的職事，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第一類是掌軍事或與軍事有關者，有司勳、環人、挈壺氏、諸子、司右、司兵、司戈盾、司弓矢、槁人、戎右、戎僕、掌固、司險、候人、都司馬、虎賁氏、旅賁氏等，凡十七職。

第二類是掌天下邦國者，包括邦國的封建，疆域的劃分，協調各國的關係，通財利，一度量，徠遠民，致方貢等，有職方氏、量人、土方氏、懷方氏、合方氏、訓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原師、匡人、撢人等，凡十二職。蓋對邦國的管理需依靠軍事實力，故將此類職官屬之司馬。以上兩類職官數量最多，其所掌也是夏官的最主要職責。

第三類是掌養馬及馬政者，有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度人、圉師、圉人、馬質等，凡八職。蓋馬為軍事所需，故將此類官屬之司馬。

第四類是為王掌車者，其中戎右、戎僕掌王軍車，已屬之第一類中，此外還有齊右、道右、大馭、齊僕、道僕、田僕、馭夫等，凡七職，分掌王其他諸事所乘車。蓋王車安全保衛第一，故將此類職官屬之司馬。

此外還有一部分職官，則與軍政無關，依《周禮》對於六官性質的劃分，本當屬之他官，而亦屬之司馬。如掌吏治及朝儀的司士，掌出納王命的大僕、小臣，掌吏民向王的上書和奏事的御僕，掌王冕服的節服氏、弁師，以及掌寢廟雜役的隸僕，似當屬之天官；掌射禮之事的繕人、射人，掌視察祭祀準備情況的祭僕，掌羊牲以供祭祀和賓客的小子、羊人，掌馴養猛獸以供祭祀的服不氏，掌射鳥、捕鳥、養鳥以供祭祀和膳羞的射鳥氏、羅氏、掌畜，掌驅疫鬼和魍魎的方相氏等等，則似當屬之春官。還有掌行火之政令的司燧，則可自成一類。《周禮》之六官，要數夏官屬官的職掌最為複雜錯綜，蓋皆因作者思之未密，或尚未及修改定稿所致。《夏官》的《敘官》詳載軍事建置，這是《夏官》寫法的一個特點。又《職方氏》詳載天下九州的劃分，以及各州的山川、澤藪、人民和物產，與其他職文的寫法不同而頗類《禹貢》之體，這是《夏官》的又一特點。

在《周禮》中，夏官是政官，掌管軍政和軍賦。

軍政指軍隊的政務，包括軍隊組建、軍隊管理、軍事設施及其他有關軍事方面的事務。

軍賦指軍隊、軍事、田獵所需的一切物資，包括戰車、戰馬、車 兵、徒兵、戈矛甲盾、軍糧、芻秣等。《周禮》中與軍政有關的官吏職掌中，單言“賦”,就是指軍賦。如《夏官· 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這兒的“賦”明顯是指每家可用作兵源的人數。但在其他典籍中，其中包括軍賦，但不獨指軍賦。《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楚為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為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楣之數。”杜預注“量入修賦”云：“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

雖然《周禮》中軍政事務是由夏官掌管的，但兵源卻是由地官提供的。所以《地官·大司徒》說：“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地官·小司徒》說：“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這就是《周禮》設計的“兵農合一”模式。國家平時不養兵，需要用兵時由地官按規定徵集。徵集的原則是“家出一人”。《禮記· 坊記》:“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禮記正義》曰：“其兵賦之法，王畿之內六鄉之法，家出一人，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小司徒》云‘五師為軍’，則萬二千五百家為一軍，是一鄉出一軍。又云天子六軍，是出於六鄉。凡軍制，《小司馬》云：‘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師之制也。凡出軍之法，鄉為正，遂為副，則遂之出軍與鄉同。故鄭注《小司徒》云‘鄉之田制與遂同’，則知遂之軍法與鄉同。”

在古代典籍中，戰爭、軍事方面的記載佔據了較大的比重，這大概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有關吧。但史籍中所記，往往是就一次次的戰事作較為詳細的記錄，而對國家的整體兵制沒有系統記載，不足以使人瞭解先秦軍事制度之全貌。而《周禮》所述軍隊建制、軍政管理、軍令發佈、四時訓練、軍法執行、後勤保障等，或由專官負責，或由數官聯合處置，都有較為完備的制度規定。這就使得研究者們不得不注意《周禮》與先秦史實的關係。也正因此，關於《周禮》 中的兵制、軍事思想等存在分歧就在所難免。但是，先秦時期存在“寓兵於農”是共識。

“寓兵於農”,是指國家平時不養兵，而對農民進行一定的軍事訓練，遇有戰事則召集農民參戰。因為兵出於農，想要有充足的兵源， 必須要有數量遠大於兵源的民眾。在農耕社會，統治者吸引民眾的最大資源就是土地，因此，以土地為基礎的村社組織就是軍隊組織的依託 。

王畿實行井田制，在《周禮》中有明確的說明，《地官·小司徒》: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這兒把井田設計得十分方整。方一里之地按“井”字形劃分為九塊，除去田間排水溝渠(見《冬官·匠人》)，每塊地一百畝，分派給一家耕種。由井至都，按四進制計算，每都有1024井，9216夫。也就是說，方百里之地，可分派給9216家耕種。《地官·小司徒》又說：“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可任者”既指能耕種的勞動力，又指可充任戰士的農夫。按照可任者每家2.5人計算，則百里之地，有潛在兵源2.3萬有餘；但按“每家一人”計算，還不到1萬。所以，按照井田，每家出一人，每鄉之徒組不成一個軍，除非鄉中還有非農兵源 。

王有六鄉，還有六遂、公邑。對六遂、公邑是不是兵源的問題，看法並不一致。《周禮》中的六遂和公邑都是王直接掌控的“野”中行政組織，其居民稱為野民、曠。《周禮》極為重視國、野之別，對國人與野地的居民管理方式和權利劃分都有嚴格的區別：六鄉之民能夠  接受教育，可參與推舉被選任為官，而遂中之民必須安於稼穡，為國家提供農稅。因此有人認為國人當兵，野人不當兵。但《周禮》中六遂和公邑之民都有武裝化、編制正規化的特點。《地官·遂人》:“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 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所以鄭玄認為“遂之軍法，追胥、起役如六鄉”，後來的學者也大多認同鄭玄的說法。另一種觀點則是：《周禮》中六遂之民確有武裝化的特徵，也按照與六鄉相同的編組形式組織起來參加師田行役，但《周禮》對兵制的描述全都是圍繞六鄉展開的。且當兵作戰是國人的權利，野人理應被排除在外。還有一種調和的說法：六鄉所出為正軍，六遂是副軍。這個問題也許不會有定論，因為《周禮》本就是理想與史實參半。

“寓兵於農”，意味著戰鬥人員平時分散務農，到戰時才集合起來參加軍事行動。這樣，對於兵源的訓練就顯得很重要了。《周禮》中的軍事訓練有它獨特的方式：不是單獨地組織官兵演習，而是把軍隊操練和田獵結合起來；不是只訓練參戰徒役，而是所有兵源都要參加 訓練。《周禮》制訂了四時田獵的制度，軍事訓練就是利用四時田獵 進行演習。

每逢田獵，小司徒把六鄉之民按軍事建制召集起來，交由夏官大司馬進行訓練。在這些狩獵活動中，都是以軍事規則來要求參加狩獵的人，如春蒐的時候，“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再如冬狩時，“……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群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尤其是“誅後至者”與“不用命者，斬之”兩條，與實戰時無異。

田獵不但是一項具有軍事意義的生產活動，且與祭祀有關。殷商甲骨文中有大量的田獵記錄，作為已是農業經濟為主的社會，田獵不再是以糊口果腹為目的的生產手段，周代更是如此。田獵的作用，一則為田除害，保護農作物不受禽獸的糟蹋；二則供給宗廟祭祀；三則 為了驅馳車馬，彎弓騎射，興師動眾，進行軍事訓練。

禮法規定，田獵不捕幼獸，不采鳥卵，不殺有孕之獸，不傷未長成的小獸，不破壞鳥巢。另外，圍獵捕殺要圍而不合，留有餘地，不能一網打盡，斬草除根。這些禮法對於保護野生動物資源，維持自然界生態平衡是有積極意義的。

《周禮》設計的“寓兵於農”，是軍事行動的主要兵力。它還設計了一部分的常規軍，包括王宮禁衛和夏官系統的在官人員。

王宮是天子居所，同時也是王朝的政治中心。《周禮》設計了一套完備的宮廷禁衛體系。這套體系以宮廷日常防衛為主要任務，依據嚴密的禁衛制度，由多支部隊共同完成。其中有士庶子、虎賁、四夷 之隸，此外還有一些編制較小的軍官和勇士。

《周禮》中，公卿大夫的子弟歸夏官系統的諸子管理，他們平時跟從地官的師氏學習德行、道藝，其中才藝出眾者被選入宮廷充當宿衛，就叫士庶子，也就是《天官·宮伯》所說的“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其中已受過王命者稱士，未受王命的稱庶子，與嫡庶無關。 士庶子是宮廷禁衛的重要成員，由天官的宮正領導，承擔宮廷的防衛任務。他們已從師氏那裏接受了一些基本的軍事訓練，被選為士庶子之後，在宮正的領導下按照軍事編制組織起來，繼續接受訓練(《天官· 宮正》“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士庶子平時在宮中的職能就是《宮伯》裏所說的“授八次八舍之職事”，即在宮廷中設置的警衛點輪流值崗；國有大的特殊情況時，士庶子則集結成軍，參與軍事行動。

虎賁是《夏官》的虎賁氏及其所屬的八百虎士組成的。這是一支由國家長期保持的職業化軍隊。虎賁的身份雖沒有士庶子高貴，但在《周禮》的宮廷禁衛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夏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遣車而哭。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征事，則奉書以使四方。”由此可見，虎賁氏是王的近臣，虎賁是王的近衛軍，所有行動都圍繞著王，對王的安全負有直接責任。至於擔任天子使臣的護衛、向諸侯中傳遞軍情，則是虎賁的附帶責任吧。

四夷之隸是指異族奴隸(蠻隸、閩隸、夷隸)和戰俘(罪隸)， 是秋官司隸的屬下，但在擔任宮廷警衛任務時，又要受地官師氏的共同領導。四夷之隸身份低賤，但在宮廷警衛體系中，作用卻十分重要，因為他們既要承擔一定的警衛任務，又要做一些與警衛無關的雜役和賤役 (蠻隸要聽從校人的使喚養馬)。

《周禮》的夏官系統是國家常設的軍事機構，各官府的職責大多與軍事有關。如軍事設施的修築與防守、作戰的號令、軍用器件的供需及一些後勤雜務，都散見於一些職官的職文中。

夏官的“掌固”要掌理修築城郭、溝池、樹渠等阻固，分派那些由縣鄙公邑召來貴族子弟及服役的平民守衛阻固。還要在城門設置兵甲器具，以示威武。凡是守衛城池和要塞的人都必須遵守“掌固”官法的規定，“掌固”根據實際情況調配人員器材，使其作為機動力量， 規定各處守衛的人員不得擅離職守。“司險”職司九州的圖籍，通曉山林川澤的險阻，開鑿其間的道路，築設五溝五塗，遍植樹木作為阻固，都有守禁。國家如發生大喪、凶荒、戰爭等突發性的變故，“司 險”便用藩籬阻塞道路，禁止通行，派部下胥徒守禦要地，只有持旌節的人方可通過。遇有軍事行動，“掌固”與“司險”“掌疆”等官員共同率領調動人員到阻固地，增強守備力量。白天守吏三次巡行守衛的陣地，晚上也一樣，夜裏擊鼓三次，作為警戒。如果新建都邑，“掌固”負責修築阻固，頒發守法。凡王國都邑的邊境及近郊、遠郊都有溝樹等險固。居住在城郭和要塞的民眾，都有守衛和修築險固的責任。“量人”負責建築軍隊的營舍，度量軍壘中的市集、道路和軍社所在的地方。“候人”分管邊境道路的司察，分派徒屬在道路上探聽消息。“挈壺氏”掌理懸掛水壺指示軍眾哪些地方有井水；懸掛駕馭牲口的韁繩，指示軍眾宿營的地方；凡軍隊出征，懸掛漏壺計算時間，按次序更換擊柝警衛的人。

《周禮》記載的軍用器械，主要包括兵器、盾牌、車旗、馬匹等，也有專人管理。

“司兵”掌理戈、殳、戟、酋矛、夷矛五種兵器和各種盾牌，鑒別五種兵器和各種盾牌的品質、等級以供給軍事上的需要，按照“司馬”的法令，頒發軍隊作戰用的兵器，有軍事行動前負責裝備戰車上的五種兵器。“司戈盾”掌理戈盾等類的兵器，並負責頒發；軍旅、 會同時，配給革路、金路副車上的戈盾，裝備王所乘車的戈盾，發給“旅賁氏”和虎士戈盾。“司弓矢”掌理六弓、四弩、八矢的形制規格，辨別名號品質，負責弓、弩的保管儲藏及收受。有凡軍旅起用徒役，按“司馬”的法令發給各種所需的弓弩、箭袋。“校人”掌理飼養  訓教國家馬匹的事務，辨別六種馬匹的類別，頒給養馬諸官良馬飼養駕乘。“趣馬”協助“校人”教養良馬，調節馬的飼料和飲水，按照馬的行止進退馳驟的能力擇選為六等。“圉師”掌教“圉人”養馬，“圉人”負責放牧飼養馬匹，聽從“圉師”調遣。“巫馬”負責飼養有病的馬匹，讓馬駕車，觀察它的疾病所在，協助醫生用藥物治療馬病。“馬質”負責買馬。

《周禮》的軍事意識是全民皆兵。國家有征伐、田役、會同等大事，“縣師”“族師”等地方官員接受“司馬”所頒佈的法令，徵集兵士與車輛、旗鼓、兵器及其他一切所需用的器物，將兵士與戰車按軍 事編制組合，由都家公邑長官率領他們向鄉師報到，並負責管理。 《夏官》“敘官”說：“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從這段文字可以知道，《周禮》的軍隊建制有軍、師、旅、卒、兩、伍六級組織；軍將、師帥、旅帥、兩司馬各級組織的兵員數量，除了“四兩為一卒”之外，其他都是五進制， 一個軍有12500人。《周禮》構想的軍隊建制和軍務管理對後世都有深遠的影響，後世軍隊的“軍”“師”“旅”“團” “營”“連”“排”的建制，基本上是《周禮》的軍隊建制的沿襲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