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禮記·禮運》“大同篇”），“公”之一字，深植於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根基之中，這與現代西方視私有為神聖迥異。

先賢認為，只有兼愛無私，行天下為公的政策路線，社會才能公平，人民才會和諧幸福。只有節制調節欲望、節制調控資本，方能實現天下太平，世界大同。《呂氏春秋·大樂》說，天下太平，萬物安寧，君上的教化得以施行，才能製作樂。製作樂有一定的條件，必須節制嗜好和欲望。嗜好和欲望不邪僻，才能開始創製樂。作樂有一定章法可循：必須從均平開始。均平出自公義，公義出自天道。所以只有懂得道的人，才可以和他談論樂吧！“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皆化其上，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欲。嗜欲不辟（辟，邪僻——筆者注），樂乃可務。務樂有術，必由平出。平出於公，公出於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

樂會使人快樂。樂者，樂也。《大樂》的作者寫道：“大樂，君臣、父子、長少之所歡欣而說（說，通“悅”，喜悅——筆者注）也。歡欣生於平，平生於道。”

如果執政者為政偏私，只顧少數人或特殊利益集團的利益，人民當然就會怨聲載道。前篇《大東》，就是譚大夫諷刺幽王為政偏私，苛斂重稅，盤剝東方諸侯的怨聲。此篇《毛詩序》云：“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毛詩注疏》解釋說，《北山》全詩六章，都是抱怨工作分派不公。就具體文句來看，“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是指分工不公平；“朝夕從事”指自己辛苦於王事；“憂我父母”是因為不能奉養父母而擔憂。詩序與正文順序相反，因為詩人怨恨勞苦不能供養父母，所以先說“憂我父母”；而詩序強調因不公才導致這種怨恨，所以把“役使不均”提前。

詩首章云：“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有人登上那北山，說：“我去採杞樹的葉子。”這杞葉不是可吃的食物，卻登山去採，是不合適的。詩以此比喻：士人走上漫長遙遠之路，說：“我去勞苦服役”。這苦役不是他該服的，之所以行役無休止，是因為天子認為我身體強壯。千里奉王事，從早到晚不能停歇，因此父母思我久不能歸，想念而擔憂。

詩第二、三章，詩人策馬於行役途中，歎普天之大，率土之廣，怎麼會偏偏派他去服役於四方呢？詩四、五、六章，詩人歎勞役不均，有人不聞民間疾苦，只會安逸悠遊，飲酒享樂，高談闊論。而行役者勤於國事，倉皇奔忙，日夜不能止息，卻得不到上級的體恤——詩末三章連續使用十二個“或”字，兩兩對照，鋪陳反差，將對勞逸不均，世道不公的一腔憂憤傾瀉而出。

本篇對於中國古典政治經濟思想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在西元前81年的鹽鐵會議上，御史大夫桑弘羊還化用本詩，為中央政府穩定邊疆，調控經濟的措施辯解說：“王者包含並覆，普愛無私，不為近重施，不為遠遺恩。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勞佚不齊，獨不當調耶？……《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

經文：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於行。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語譯：

登上高高北山岡，我到山上去採杞。士子身強又力壯，從早到晚行役忙。我王差事做不完，心憂父母無人養。

普天之下多廣大，我王封土遍天下。四海之內民眾多，無人不是王臣民。我王勞役不公平，獨我勞役最辛勤。

四馬拉車不得息，王家差事無休止。我王誇我正年輕，說我身體真強壯。眾人體力也正強，辛苦勞作走四方。

有人家中享安樂，有人盡力奉公忙；有人休息床上躺，有人日夜在奔忙。

有人不聞征役苦，有人憂愁又勞累；有人安逸又悠閒，有人急促又倉惶。

有人享樂飲美酒，有人擔心怕獲罪；有人空談發議論，有人辛勞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