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百年來，無數基督教傳教士夢寐以求的目標——“教化全球”，在認知上壟斷人類大腦，通過西方學術和遍佈全球的西式學術機構完成了！

也因此，世人沉迷於從西方視角看待中國與世界，盡乎不能自拔！ 

不幸的是，中國與西方現代典型的民族國家大相徑庭，後者的字典里根本沒有描述中國整體特徵的辭彙；結果，中外學者僅能從表面上說明中國的眾多獨特性，卻對她持續五千多年的發展動力一頭霧水。 

比如美國外交家亨利·基辛格博士（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年-2023年），他是最理解中國的外國學者之一。基辛格注意到：“中華文明的一個特點是，它似乎沒有起點。中華文明不是作為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而是作為一種永恆的自然現象在歷史上出現。”【1】 

為何中華文明具有“永恆性”呢？因為在強盛時，它會將政治-文化影響力——聲威延伸到周邊諸多族群。不是通過武力征服，而是通過其他族群主動認可和學習；衰弱時，比如元朝和清朝，即使受到外族入侵，它也會將侵略者同化為中華文明的一部分。這使得中華文明作為一個整體，不斷發展壯大。基辛格寫道：“當異族君主贏得戰爭時，中國的官僚階層會隨之歸順，同時又遊說征服者，他們剛剛征服的中國疆土幅員遼闊，文化獨特，只能以中國人的方式、中國的語言和現有的中國官僚機構來統治。征服者一代代逐漸被同化到他們當初試圖控制的秩序中。最終，他們的老家，即發動侵略的起始點，成了中國的一部分。征服者自己開始追求傳統的中國國家利益——征服者反被征服。”【2】 

那麼，什麼力量如此強大，能讓中國屹立世界東方五千年？它就是迥異於西方國際關係的天下秩序！天下是一種具有生命特徵的柔性組織，通過開放的、共用的、彈性的主權與周邊國家和平共處，依靠“天下為公”、服務人民的普適政治-文化力量持續發展——中國作為一個政治-文化（政教）連續體，生生不息、綿延至今！

天下秩序通過藩服體制——服制運作。它分為直接統治、行使絕對主權的華夏地區（九州）和間接統治的蠻夷地區（四海）兩大部分。前者又可分為政治核心所在的京畿地區，不包括王城所在州在內的其他八個州。九州是國家政教統治的核心，世界穩定的重心；而蠻夷地區作為天下的一部分，是拱衛中央的安全帶、中華文化的輻射區以及經濟合作的夥伴。 

這種天下秩序一直演進到明清歐洲殖民者湧入中國的時代。從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描繪的清代“中國與周邊關係”圖上（如下圖），我們能清楚地看到天下體系的三重結構：中央-地方-藩屬蠻夷。中國世界體系的基礎結構持續四千年不變，其超越時空的生命力是人類制度史上的奇跡！

圖片說明：清代的天下體制因歐洲國家的參與而擴張。歐洲殖民者到達東亞後的最初三個世紀裏，一直在相對和平的“天下”框架內與東方族群交往。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後西方以暴力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才延伸到了東亞地區，今天的世界已經陷入無法無天的全球戰國時代。來源：[日]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朱蔭貴、歐陽菲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頁。 

1.維繫數千年持久和平的文化制度基礎

藩服體制的典型模式是《尚書·禹貢》的“五服制”。《禹貢》是對四千多年前大禹治下政治經濟地理的描述。當時天下所涵蓋的地理範圍應不小於21世紀的歐盟。它東至海島，西至極遠的沙漠地帶，遙遠的南部和北部都因大禹治水而受益，華夏文明的政治威望和人文教化對蠻夷地區四海都產生了重大影響，這些蠻夷不時來朝見。文中說：“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 

《禹貢》依照距離王城的遠近，每外推五百里執行一類政教管理，由內及外分為五大類，這就是“五服”，包括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其中最內是王畿內的甸服，中間是大小諸侯所在的侯服、綏服，最後是蠻夷、戎狄佔據的要服和荒服，統稱四海。《爾雅·釋地》說：“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如下圖）

圖片說明：《弼成五服圖》，“弼成”意指輔助成功或輔佐成就。來源：清《欽定書經圖說·卷六》。 

如上所述，五服可以簡化為“三服”——外層四海、內層除王畿外的八州，核心千里王畿所在。《禮記·王制》分別稱為流、采、甸。四海之內共分九個州，天子畿內，距王城百里之地，所繳賦稅用作官府的公文開支；距王城五百里之地，賦稅用作王宮內的各種花銷。王畿之外的每一州都要設一名長官，叫作方伯。一州之中，五個諸侯國為一屬，設屬長一人；十個諸侯國為一連，設連帥一人；三十個諸侯國為一卒，設卒正一人。二百一十個諸侯國為一州，設方伯一人。畿外八州，計有八個方伯，五十六個卒正，百六十八個連帥，三百三十六個屬長。八個方伯各率領本州諸侯服從天子之老二人。二老一人管轄西方四州，一人管轄東方四州，叫作“二伯”。距王城五百里以內的地區叫作甸，有義務交納賦稅。王畿以外的八州叫作采，有進貢土特產的義務。九州以外的地區叫作流，不施行直接管理。《禮記·王制》說：“凡四海之內九州。……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禦。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另據東漢班固的《漢書·地理志》，帝堯分天下為十二州，夏代大禹才改為九州，確定五種服制。九州的名字分別是：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如下圖）

圖片說明：《禹貢九州山川之圖》，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年）雕版墨印；來源：曹婉如等：《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圖版第120。 

商代亦分為九州，無所變更。周代將徐州與青州合併，同時分冀州之地為幽州和並州。所以，周代九州分別是：揚州、荊州、豫州、青州、兗州、雍州、幽州、冀州、並州。 

五服內部也按距王城的遠近進行不同類型的管理。其中最內的甸服竟然分為五部分：距離王城一百里以內的地帶穀穗連同秸稈一起繳納，一百里至二百里之間的地帶只繳納穀穗，二百里至三百里之間的地帶繳納秸稈，三百里至四百里之間的地帶繳納粟，四百里至五百里之間的地帶繳納米。《尚書·禹貢》：“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铚，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再外的侯服則分為三部分：距離甸服邊界一百里以內的侯服地帶是供職天子的卿大夫采邑，他們有為天子服勞役的義務。距離甸服一百里至二百里之間的侯服地帶是地位低於卿大夫的男爵封地，他們為天子提供勞役。剩餘三百里縱深的侯服地帶是諸侯國君封地，他們統領軍隊，有保衛天子，保衛甸服的軍事義務。《尚書·禹貢》：“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後三服每服分為兩部分，最後的荒服是中央政令、教化難以到達的地區，只能因俗而治。但緊鄰的要服，仍要受到中央政教的一定約束。處於中間的第三服綏服，其內三百里地帶，以華夏禮義教化此地族群。再外邊二百里縱深地帶，天子派軍事武裝鎮守。《尚書·禹貢》：“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西元前十世紀，周穆王大臣祭（zhài）公謀父為我們詳述了五服制度，其中不僅包括各服職責，還包括對各服用兵的原則，內容十分寶貴。按先代制度規定：在王畿內的是甸服，在王畿外的是侯服，侯服之外的是賓服（《禹貢》中的“綏服”），夷蠻地區是要服，戎狄地區是荒服。屬甸服的供日祭，屬侯服的供月祀，屬賓服的按四時貢獻物品，屬要服的每歲納貢，屬荒服的一世朝見天子一次；如果甸服有不履行日祭義務的，天子應反思自己心志；侯服有不履行月祀義務的，天子就要檢查自己的政令；賓服有不履行時享義務的，天子要檢查法律規章；要服有不履行歲貢義務的，天子就要檢查名號尊卑；荒服有不履行朝見天子義務的，天子就要內省自己的德行。內省檢查後如果還有不履行義務的才依法處置：懲罰不祭、攻伐不祀、征討不享、譴責不貢、告諭不朝——所以有懲罰的刑法、攻伐的軍隊、征討的武備、譴責的嚴令、曉諭的文辭。如果對要服、荒服頒佈法令文告後他們還不履行義務，則更要施行善政，不可輕易勞師遠征。《國語·周語上》說：“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修於德而無勤民於遠。” 

在先哲的外事觀念中，軍事是“不得已而用之”最後手段，特別是針對外部的蠻夷，更要以源於內政的聲威服人，不能單憑軍事力量，遠程投入兵力。所謂“先王耀德不觀兵”，只有這樣才能持續發展，日益強大，“保世以滋大”（《國語·周語上》）。 

近代西方殖民帝國迷信軍事征服、弱肉強食，這是他們不能長治久安的根本原因。當然，周穆王最終並沒有聽從祭公謀父，用針對九州諸侯（賓服）的方式派兵伐犬戎。結果幾乎一無所得，荒服的人也不來朝見了——周代天下秩序由此開始解體。它告訴我們：柔性天下組織形態有利於持久和平和持續發展。大國實施絕對主權的核心地區，需要擁有一定的安全緩衝機制。如果在國際交往中奉行西方的叢林法則，一味用謊言、訛詐、威逼等手段謀取私利，即使取得一時勝利也不會長久！ 

綜上所述，服制是具有高度適應性和強大生命力的柔性組織制度。五服距離中央越遠，中央的管理愈鬆弛，受到中央政教的約束愈不明顯。同樣，天下秩序的主權形態距離王城越遠越具開放性。九州之內，天子具有絕對主權，對地方有層級鮮明的行政區劃，具備現代官僚制國家的一般特點。 

我們從明清等朝的實踐中發現：九州（如清朝的十八省）範圍內也有不少偏遠地區如遠方蠻夷那樣管理，不交賦稅。甚至直到國民黨時期，中央政權勢力也沒到達四川大小涼山地區，該地區由地方頭人武裝割據。就是說，九州的邊疆地區同樣是一個開放系統，不存在現代西方民族國家那種排他性的絕對主權以及精確邊界。 

在蠻夷地區，主權彈性很大。即使軍事平定某一地區後，中央政府也不一定行使主權。比如十八世紀中期平定准噶爾之後，新疆沿邊的哈薩克、布魯特，以及中亞的浩罕、布哈爾等部相續上表清廷，懇切要求內附，成為清朝臣民，接受清朝中央政府形式上的行政管轄和實際上的間接統治（即內屬外藩）。但乾隆皇帝明確拒絕了他們的請求，只將其視為朝鮮、安南（今越南）、俄羅斯那樣的境外外藩，不置官守，也不干涉其內外事務。乾隆表示，你們遠居偏遠之地，不能與喀爾喀各部相提並論。你們自稱汗，朕就給予這樣的加封，沒有比這更高的封號了。或者你們因為原本自稱汗，希望朕賜予封號，也可以上奏說明。朕只期望你們能安居樂業，讓民眾依舊保持舊有風俗習慣，即便進貢也按照你們的便利來。如果派遣使者前來朝見，朕自然會優厚地賞賜。“爾等僻處遐方，非可與喀爾喀諸部比。爾稱號為汗，朕即加封，無以過此。或爾因系自稱，欲朕賜以封號，亦待來奏。朕惟期爾部安居樂業，俾遊牧各仍舊俗，即貢獻亦從爾便。如遣使入覲，朕自優加賞賚。”（《清實錄·乾隆朝實錄·卷之五百四十三》） 

更有甚者，中央還會將部分領土贈予藩屬國。因為藩屬國也是以中原為中心的天下秩序的一部分。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決定將與安南有爭議的四十里之地贈予安南，其理由就是：“朕統馭寰區，凡屬臣服之邦皆隸版籍，安南既列藩封，尺地莫非吾土，何必較論此區區四十里之壤？若該國王以至情懇求，朕亦何難開恩賜與。……況此四十里之地，在雲南為朕之內地，在安南仍為朕之外藩，一毫無所分別。著將此地，仍賞賜該國王世守之，並遣大臣等前至該國，宣諭朕衷。”【3】 

要知道，當時清朝實力強大，面對安南的無理要求，正好對它進行全面征服，如漢唐一樣將其納入清朝版圖。這也是當時雲貴總督鄂爾泰的想法，鄂爾泰還做好了充分的戰爭準備。雍正帝當時就說：“若進滅其國，以複漢唐舊制，朕不忍也”。【4】夏周商三代五服制度下“耀德不觀兵”的思想影響之大，由此可見一斑。 

1395年，明太祖朱元璋在《皇明祖訓》中直接將朝鮮、日本、琉球、安南等15個海外國家列為禁止征討的對象，以為祖訓。他的理由是：“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皇明祖訓·祖訓首章》）中國人持續數千年反對擴張主義，反對霸權主義的仁政實踐，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世界維繫數千年持久和平的文化制度基礎。 

2.中國是一個政治-教化的連續體

近代西方國家出於殖民掠奪等戰略目標，將不同地域的族群轉換為按時間排列的高低秩序——依照文明與野蠻、現代與傳統的標準分為不同等級。不消說，西方永遠站在文明與現代的制高點上，儘管現實一再表明，西方發達科技背後有太多野蠻的霸權行徑，21世紀仍然是這樣。只不過，今天的美帝國已經扯下了西方文明自由、民主、人權的遮羞布，開啟了赤裸裸的全球霸淩時代。 

中國的華（九州）夷（四海）之辨不是這樣。在先賢眼裏，族群、民族只是不同習俗的人或民，都屬於“最為天下貴”的天之子。《黃帝內經·素問·寶命全形論》開篇引黃帝語：“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岐伯則說：“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為之父母。知萬物者，謂之天子。”人為天地所生，萬物之靈，能知曉萬事萬物的規律，所以被稱為“天子”。

人命關天，每個人都最為寶貴，所以人人平等。夷狄同華夏族群一樣，是天下命運共同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清朝皇帝還稱自己為“中外臣民之主”。（《大義覺迷錄·雍正上諭》）三代，明堂是天下大一統的象徵性建築，周天子大會諸侯時，夷狄位列四周，九州諸侯居中，正中是天下的象徵天子。（如下圖）

圖片說明：《禮記·明堂位》顯示的天下秩序；來源：[日]王柯：《從“天下”國家到民族國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4頁。 

日本華裔學者王柯稱之為“多重型天下”，它有兩個顯著特點：“第一點是在這個‘多重型天下’的體系中‘四夷’也被看作是必不可缺的一部分，第二點是這個‘多重型天下’的體系為蠻、夷、戎、狄進入‘中國’提供了可能。因為多重‘天下’的思想擺脫了狹隘的血緣意識，將政治和文化作為劃分的標準，所以即使原來是屬於蠻、夷、戎、狄的人或集團，隨著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統一，也可能變成‘華夏’，在中國的歷史上，這種事例不勝枚舉。”【5】 

可見，華夷之間實際並沒有明顯的分界，劃分華夷的標準也不是如西方劃分民族一樣，根據不變的血緣、語言、宗教信仰諸特徵。眾所周知，漢人族群本身並沒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宗教信仰，血緣上則由無數族群經過數千年融合而成。漢人之所以稱為漢人，主要是對中華文化大一統政教體系的認同。 

那麼，為何還要分為華夷，以華為內，以夷為外呢？這是因為大一統的天下秩序要從近處、內政開始。不過，週邊的蠻夷同樣重要，他們是華夏安全的守衛者。 

西元前576年冬天，魯國大夫叔孫僑如會見晉國大夫士燮（xiè）、齊國大夫高無咎、宋國大夫華元、衛國大夫孫林父、鄭國公子䲡（qiū）、邾婁國人，在鐘離這個地方還會見了吳國人。為何會見吳國人要另說？這是把吳人當作蠻夷。為何視吳人為外人呢？因為在《春秋》這部書中，以魯國為內時，就以華夏各諸侯為外；以華夏各諸侯國為內時，就以夷狄各族為外。稱王的人一統天下，為何還要用“外”“內”來稱呼不同族群呢？因為一統天下要從內政、近處開始。《春秋公羊傳·成公十五年》記載：“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爕、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䲡、邾婁人。會吳於鐘離。曷為殊會吳？外吳也。曷為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這種“一天下自近者始”的觀念，成為中國戰略思維方式的顯著特徵。內政是外事的根本，外事是內政的延伸。西式民族國家內政外交原則迥異，而在天下體系中，統治國內的政策與處理對外關係的方法原則明顯具有連續性，中外學者早就注意這一點。濱下武志將天下秩序稱為一種朝貢制度，他寫道：“朝貢制度顯示了一種維護中國中心的外部等級關係的結構。但是事實上，這個制度是一種國內統治秩序的擴展，從帝國中央對外的延續。換句話說，朝貢體系是一個聯結中心和邊緣的有機的關係網絡，包括各省和附屬國、土司和藩部、朝貢國和貿易夥伴。”【6】

“先內後外”，“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只有內部治理好，國家才能強大，才有足夠的力量反對霸權主義，維繫世界和平。平定天下當如《孫子兵法》所說的“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在21世紀的全球大爭時代，我們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將中國打造為堅如磐石的世界穩定重心。遺憾的是，今天一些學者盲目學習西方保守主義，天天鼓吹極端、狹隘的民族主義——這樣對於國際戰略邯鄲學步，結果只能匍匐而歸！ 

諸夏與蠻夷同為天下人民，《禮記·王制》還給他們起了一個共同的名字：“五方之民”，作者認為五方之民眾並非本質有別，只是語言、服飾、口味、器物、性情等風俗不同，這種不同更多與他們所在的地理環境有關。所以，對這些地區的民眾，政府一方面要進行普適的禮義教化，但又不要急著改變其風俗；一方面要注重行政命令的統一，但又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這裏，政治和教化成為中華文明的內在發展動力。文中說：“廣穀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 

夷狄是國家安全的長城，只有在中央政權衰弱的時代，安全才仰賴於地方諸侯。對於地方諸侯也是一樣，諸侯的安全守衛在四方鄰國，一旦諸侯勢力衰弱，才守衛自己的四境。《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有：“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竟，通‘境’，邊境的意思——筆者注）。” 

中國人不僅不歧視夷狄，甚至以夷狄接受中華禮義文明為驕傲。這在《春秋》三傳中有很多例子。一個人或一個族群，一旦接受了普適的中華大一統治道及其禮法制度，就是華夏人，華夏是一種文化認同，與種族、宗教和所居地域（國家）無關。 

孟子強調，舜出生在諸馮，後來遷居到負夏，最後在鳴條去世，他是東方夷人。周文王出生在岐周，最後在畢郢去世，他是西方夷人。兩地相距一千多里，時代相隔一千多年。但當他們將大一統天下的理想施行於中原時，就像兩半符節一樣嚴絲合縫。無論是先代的聖人還是後代的聖人，所遵循的政教準則都一樣。（《孟子·離婁下》）：“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裏；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不僅舜帝和周文王，奠定五服制基礎的大禹也是西羌人，就在今天四川的羌族地區。前些年，當地政府還邀請筆者參加那裏的祭祀大禹活動。在先賢心中，人只有出生地的不同，並無高下之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豺狼，不可厭（厭，滿足——筆者注）也”，這類觀念只發生在蠻夷大舉入侵，中原衰弱之時，並不能代表中國文化的主流觀念。 

雍正皇帝針對時人指斥滿人為“入侵夷狄”，主張“天下一家”，反對以“鄉曲疆域”視人。他指出，清人對於滿洲，就如同在中國有籍貫之分一樣普通。舜是東夷之人，周文王是西夷之人，這又何損他們的聖德呢？《詩經》中說“打擊那戎狄，懲罰那荊舒”，是因為他們僭越稱王、擾亂華夏，不懂君臣之間的大義，所以宣揚其罪行加以懲戒，並不是因為他們是戎狄就排斥他們。如果是戎狄就排斥，那麼孔子周遊列國就不應到楚國，接受楚昭王的聘請。而秦穆公稱霸西戎，孔子在刪定《尚書》時，就不應該把秦穆公的誓詞列在《周書》中了。《大義覺迷錄·雍正上諭》：“不知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詩言‘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義，故聲其罪而懲艾（懲艾，懲治——筆者注）之，非以其為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則孔子周遊，不當至楚，應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刪定之時，不應以其誓列於《周書》之後矣。” 

直到21世紀的今天，還有人受西方狹隘民族觀念、文野之分的影響，不知《春秋》大義，華夷之辨的本質，將清朝定義為導致華夏文明中斷的“外來殖民政權”，鼓吹“1644史觀”——這是怎樣的歷史倒退啊！ 

華夷一體，天下一家的觀念，使中國成為一個政治-教化的連續體。《皇清職貢圖》描繪了乾隆時期前來朝貢的邊疆和外國族群，代表了十八世紀中葉的大一統天下觀念。書中無論歐洲國家還是西藏等地的族群，大體皆稱為人或民。以卷一為例，上面有：朝鮮國夷官、朝鮮國民人、琉球國夷官、琉球國夷人、安南國夷官、安南國夷人、暹羅國夷官、暹羅國夷人、蘇祿國夷人、南掌國夷官、南掌國老撾、緬甸國夷人、大西洋（大西洋，為歐洲概稱——筆者注）國夷人、大西洋合勒未祭亞省（合勒未祭亞省，在今德國——筆者注）夷人、大西洋翁加裏亞國（翁加裏亞國，今匈牙利——筆者注）夷人、大西洋國黑鬼奴、大西洋國夷僧女尼、英吉利國夷人、法蘭西國夷人、瑞國夷人、日本國夷人、西藏所屬衛藏阿裏喀木諸番民、西藏所屬補嚕克巴番人、西藏所屬穆安巴番人、伊犁等處臺吉、伊犁等處宰桑、伊犁等處民人、伊犁塔爾奇查汗烏蘇等處回人、哈薩克頭目、哈薩克民人、布魯特頭目、布魯特民人等。 

從中我們看不出任何種族、宗教、地域歧視或分別，真正做到了人人平等、四海一家、中外一體！ 

通觀整部《皇清職貢圖》，猶如一部按天下大一統觀念編纂的世界民族志。從狩獵採集族群到全面接受中華文化的族群，簡直無所不有。比如臺灣的生番，許多還不會耕作，住在山洞中，猶如野人。臺灣彰化縣的內山人居住在人跡罕至的山谷裏，巢居穴處，茹毛飲血，不穿衣服，也不知寒暑，翻山越嶺時身手矯健，像猿猴一樣。男子擅長使用飛鏢和射箭，百發百中。深秋旱季時，他們常到山腳下獵獐鹿，遇到山下的人就橫加殺害。婦女紋面，用針把臉頰刺得像網巾紋路一樣，他們還會用樹皮織布。《皇清職貢圖·卷二》“彰化縣內山生番”條：“內山生番居深山窮穀，人跡罕到，巢居穴處。茹毛飲血，裸體不知寒暑，登峰越箐，捷若猿猱（náo）。善鏢箭，發無不中。秋深水涸之候常至近界鏢射鹿獐，遇內地人輒加戕害。番婦針刺兩頤如網巾紋，亦能績樹皮為罽（罽，jì，用毛做成的氈子一類的東西——筆者注）。”而廣西一帶夷狄，有的生產生活幾乎與中原族群無異，實際已經“盡變而夏矣”。太平府土人甚至參與科舉考試獲取功名，“土人子弟有讀書應試為諸生者”，（《皇清職貢圖·卷二》“太平府屬土人”條）其土司都是以前征伐此地蠻夷的將士後代。

以中原華夏文化為核心，天下作為由不同習俗的人組成的政治-教化連續體，並不存在西方那樣明確的宗教邊界、民族邊界和國家邊界。這從明清時期的地圖上能清晰顯示出來。比如明代繪製的《大明一統輿圖》以及《大明混一圖》，都沒有明確的國界，藩屬國和中原省份是連續的整體。（如下圖）

圖片說明：《大明混一圖》，成圖於明初，作者不詳。製圖範圍東至日本朝鮮，南至爪哇，西至非洲西海岸、西歐，北至貝加爾湖以南。據學者研究，國內部分依據朱思本《輿地圖》繪成，非洲、歐洲和東南亞部分依據李澤民《聲教廣被圖》繪成，而印度等地可能依據劄馬魯丁《地球儀》和彩色地圖繪製。來源：曹婉如等：《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圖版第1。

不幸的是，近代以來，學人盲從西方，引入西方對外排他性、內部同一性的民族概念，生硬地將不同族群塞入具有某些“本質”特徵的民族，反過來又將這類民族作為個人身份認同的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連古代地圖都被畫上了國界。典型的如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

圖片說明：明時期全圖。圖片來源：譚其驤等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元·明時期），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年版，圖版第40-41。

我們不是否定譚其驤等學者花費三十年時間繪製八冊《中國歷史地圖集》的貢獻，只想指出，用西方民族國家觀念不能描述歷史之中國。那樣大體只能畫出絕對主權的“九州”部分，而開放主權的“藩屬”部分則常常被忽略。以至於今日學者竟然不能理解：明代鄭和下西洋是為了保衛天下和平，宣大明聲威於印度洋、西太平洋世界——那裏才是我們邊疆之所在！

譚先生是如何圈定歷史上中國範圍的呢？在1981年5月召開的“中國民族關係史研究學術座談會”上，他曾表示：“我們認為18世紀中葉以後，1840年以前的中國範圍是我們幾千年來歷史發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國，這就是我們歷史上的中國。至於現在的中國疆域，已經不是歷史上自然形成的那個範圍了，而是這一百多年來資本主義列強、帝國主義侵略宰割了我們的部分領土的結果，所以不能代表我們歷史上的中國的疆域了。為什麼說清朝的版圖是歷史發展自然形成的呢？而不是說清帝國擴張侵略的結果？因為歷史事實的確是這樣，清朝的版圖的確是歷史發展自然形成的。”【7】實際上，他說的清朝疆域也不是清朝人自己眼中包含中外的天下，不僅不能代表歷史上大一統中國的自然疆域，也不能代表未來中華文明政治-文化連續體的拓展範圍。 

在引入西方民族概念的過程中，我們沒有如土耳其一樣經歷悲劇性的種族清洗，但其社會政治負面影響仍相當巨大。以處於中原地區與藏區之間的羌人為例，長期受漢人和藏人文化的影響，無論從語言、體質外貌和文化表徵上看，那裏的人都是一個處於邊疆的政治-教化連續體，如同漢藏間的變色光譜。越向東南的漢人居住區，這裏人越像漢族；越向西北藏區，這裏人越像藏族。作為大禹的故鄉，長期受中原文化影響的北川民眾多將自己視為漢人。但當代學者按西方民族觀念將他們“識別”為羌族，後者對中原文化的認同反而減弱了——人為斬斷中國政治-教化連續體，這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造成了難以修復的傷害！ 

長期在羌族地區從事田野調查的臺灣學者王明珂先生注意到傳統族群邊界對於“漢化”、中國文化認同的重要意義——相對於傳統模糊的族群邊界，西方鮮明的民族邊界不利於各族群的大融合。他指出，至少在晚清到20世紀前半葉，北川當地人可能已經稱自己是漢人了，儘管泯江更下游村落的人仍稱他們為“蠻子”，他們自己則稱上游的人為“蠻子”，這種“一截罵一截”的人類學現象，應當表現了華夏邊緣漢化過程的不同階段。他寫道：“過去北川‘漢’與‘非漢人’之間的族群邊界，也顯示傳統華夏邊緣與民族化後的漢族邊緣在本質上的不同——前者是一種模糊的族群邊緣，後者是鮮明的民族邊界。在過去模糊的華夏邊緣中，人們以‘蠻子’來汙稱同村其他家族或鄰近村落人群，嘲弄他們的‘蠻子’習俗，並在日常生活上實踐並誇耀自身的漢文化習俗，這是有漢人認同危機者宣稱及展示漢人身份的一種策略，就是此種鄰近人群間一截截的歧視與誇耀，推動‘漢化’過程。”【8】 

不僅羌族地區，在雲南白族等地我們都能看到，西方排他性民族身份認同不利於族群和諧共存，極大削弱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當務之急，是按中國古典學術，重新將族群定義為不同習俗的人，並在理論和實踐上結束西方排他性的、作為身份認同基礎的民族概念，反對一切形式針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人為隔離、裂解。 

同時，作為普適的世界性文化，我們應該加強研究和傳播中華文化。以中華文化及其古典學術為基礎的人文教化是大一統天下發展壯大的原動力。因為只有它能真正超越種族、宗教、地域，成為不同族群和平共處的黏合劑。無論你信仰何種宗教，有著何種膚色，生活在何方，只要你擁護世界大一統的政教體系，都可以成為“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天下人”！

最後，還要結束對西方國際體系及其對抗性戰略思維方式的盲從。“先為不可勝”，作為戰略思維的起點，我們首先應將中國構築成強大的世界穩定重心。同時，以多樣化的戰略合作方式，打造以中國為中心，以周邊國家的基礎的國際安全格局——在21世紀的全球大爭時代，以大一統天下秩序為模式，構建一種富有生命力的、和平開放的全球治理新形態。

注釋： 

【1】[美]亨利·基辛格：《論中國》，胡利平等譯，中信出版社2012版，第1頁。 

【2】[美]亨利·基辛格：《論中國》，胡利平等譯，中信出版社2012版，第18頁。 

【3】《清世宗實錄》卷六五，雍正六年正月己卯，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000-1001頁。 

【4】故宮博物院編：《史料旬刊》第2期《雍正安南勘界案·鄂爾泰摺八》，北京圖書館2008年版，第147頁。 

【5】[日]王柯：《從“天下”國家到民族國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6頁。

【6】[日]濱下武志：《中國、東亞與全球經濟》，王玉茹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8頁。 

【7】譚其驤：《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疆域》，載於《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

【8】王明珂：《羌在漢藏之間：川西羌族的歷史人類學研究》，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7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