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5年12月13日，“首屆全球和合文化研討會暨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9周年紀念會”在阿聯酋迪拜Radisson酒店舉行，以下是翟玉忠先生在會上的講演內容；

上圖為翟玉忠先生在講演。

從中國民間的“和合二仙”崇拜到天下和合的大同理想，作為中國文化的重要基因，和合思想影響到了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

數年前，應河北省儒學會的邀請，我去“和合二仙”寒山和拾得的故里河北省邢臺市開會。看到一個不大的村子裏都有“和合二仙”的廟子。當地人談到唐代二位詩僧和睦共處的舊事，簡直有說不完的話。

圖片說明：香港新界屯門青松觀神仙壁畫浮雕。“和合二仙”一人手持荷（諧音“和”），一人手捧圓盒（諧音“合”）；清代雍正皇帝封寒山為“和聖”，封拾得為“合聖”，“和合二仙”因此也被稱為“和合二聖”。

1.和合具有超越時空的現實價值

如果說“和合二仙”代表了普通百姓對家庭和睦、婚姻美滿的深切嚮往，那麼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先生，過去兩千年來先賢對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價值的提倡，則代表了社會精英對天下和合的追求——大同社會中的“同”字，就是和的意思。

《禮記·禮運》記載了孔子對五帝大道流行時代追述，首先提到“大同”。他說，在那個公理天道流行的時代，執政者一心奉公，政治上選賢任能，社會上誠信和睦。人們不只把自己的親人當作親人，不只把自己的孩子當作孩子。使老人得到贍養，壯年有用武之地，幼兒得到撫養，鰥寡孤獨者及身體殘疾之人皆得到國家的福利供養。男子有正當職業，女人適時出嫁。愛護財貨卻不必據為己有，能竭盡其力從事勞動卻不必為自己。因此無人運用陰謀詭計處理問題，也沒有人偷竊、作亂，如果外出甚至可以不關大門，這就是大同世界。文中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東漢經學家鄭玄為“大同”作注說：“同，猶和也，平也。”大同社會，首先是一個多元共存、和合均平的社會！

過去我們常常用大同社會比擬西方不同時代的烏托邦理想，這是不對的。“因事以寓教”，孔子是通過記述五帝時代的大同社會圖景，闡釋他所提倡的最高人文精神——正是因為這種在國人心中千載不滅的偉大人文精神，才使和合——和諧統一具有了超越時空的現實價值。

如何真正實現和合？關鍵是踐行孫中山先生所宣導的“天下為公”價值理念。“天下為公”中的“為”字，不是“是”的意思，讀作四聲wèi，意思是能號令天下的執政者替天行道，始終為人民大眾服務。史學家錢穆解釋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是說，在大道‘行’的時候，天下都是‘為公’的。……‘天下為公’的‘為’字亦有兩種講法：一是平聲，如白話文的‘是’字的意義，說天下‘是’公的。一是仄聲，這句話是說，在大道行的時候，天下的人每做一事都是‘為’著公，就是口語裏‘為什麼’的‘為’。‘天下為公’四字，應照後一講法。為什麼？因下面的一大段話，便在解說天下一切人都為著公，不是為著私，這才是大道之行。”【1】

事實上，和合觀念可以上溯到中國的人文始祖黃帝。西漢學者司馬遷在綜合文獻記載與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將中國歷史從孔子編定《尚書》所錄的堯舜時代，上推到黃帝時代。他在《史記·五帝本紀》中說黃帝“修德振兵，治五氣，蓺（蓺，yì，種植——筆者注）五種，撫萬民，度四方”“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萬國和”“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

今天我們知道，黃帝實現萬國和合，天下和諧統一的“治五氣”，即治五行之氣，根據一年的五個時節組織人民的生產生活。其遺文就在《管子·幼官》之中。《管子·幼官》本來有圖，早已遺失。我們可以利用宋代出現的河圖，將其恢復如下：

圖片說明：筆者對幼官圖的重建，詳情參閱拙文《河圖洛書——中華政制綿延五千年的文化基因》，網址：https://www.daliujing.net/content/4233。

《幼官》類似於後世的月令體系，相當複雜。這裏只談中央“土”這個時節，它能讓我們清楚，為何黃帝有“土德”的瑞象，這是因為黃帝執政多有土德“和合”的特點。《管子·幼官》開篇寫道：“五和時節，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治和氣，用五數，飲於黃後之井。”這裏的黃後，即黃帝的意思，與後面的青後、赤後、白後、黑後相並列。而其他四帝依次治“燥氣”“陽氣”“濕氣”“陰氣”。可見，只有黃帝政風，具有一派“和合”景象。

《管子》是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黃老道家的核心經典。據筆者所知，“和合”這個概念也是最早出現在《管子·兵法》中，《兵法》主要談軍事，特別強調軍事訓練的重要性。認為只有實現全軍高度和諧統一，才能克敵制勝。上面說：“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諧輯（諧輯，意思是協調一致——筆者注）以悉，莫之能傷。”參照上下文，這裏的“道”與“德”，不是指個人的修養，而是指通過嚴明的軍事訓練，令行禁止。使得軍隊行動變化無窮不可測度，能夠做到出其不意、用兵如神。具體涵蓋“三官”“五教”“九章”，其中“五教”一是教戰士認識各種形色的旗幟，二是教戰士聽從各種號令，三是教戰士前進後退的步法，四是教戰士熟用各種武器，五是讓戰士堅信各項賞罰制度。五個方面訓練有成，戰士就能英勇作戰了。“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五教各習，而士負以勇矣。”

2.和合天下的文學藝術形式——樂

中國甚至發展出了不同於西方音樂的樂教，以期實現整個社會的和諧統一。所以古人談到樂的社會功用，說樂“長於和”、樂以“道和”、樂以“發和”、“樂文同，則上下和矣”。

當代學者受西方藝術理論的影響，習慣於稱闡述樂之義理的《禮記·樂記》為“我國古代最早的一部音樂理論著作”，【2】這完全是以西釋中！中國的樂教包括西方作為聽覺藝術的音樂，又超越西方音樂。所以，《禮記·樂記》首先區分了聲、音和樂，聲指樂音，音指歌曲音樂，而樂則指包括詩歌、音樂、舞蹈在內的一切文學藝術的總和，其目的是實現整個天下的和諧統一，因此樂教與禮法、政令、刑罰是“四位一體”的治國平天下之術。

《樂記》開篇即指出，音樂都是從人的內心開始生髮的。心意識的活動是由外物促使的。人受到外物的觸發而心動，於是通過聲音表現出來。聲音相互應和便產生了變化。當這種變化形成有規律的音調，就稱為“音”。將這些音調編排起來演奏，並配上幹、戚、羽、旄等文武舞具表演，就稱為“樂”。“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幹、戚、羽、旄，謂之樂。”

樂的目的是實現和諧統一的社會秩序，天下百姓同心同德。只有這樣，一個政治共同體才能守必固，戰必勝。樂如此重要，所以只有“君子知樂”。《禮記·樂記》說：“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荀子·樂論》強調，樂對人的影響深刻，影響也是很快的，所以聖王們才小心謹慎地作樂。樂中正平和，那麼百姓就會平和而不會放縱；樂嚴肅莊重，那麼百姓就會心齊而不會混亂。如果百姓和諧統一，那麼軍隊就是強大。城池守衛就會牢固，敵國也就不敢進攻了。“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為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嬰，同攖，觸犯——筆者注）也。”

“生民之道，樂為大焉”，因為雅、頌之類的樂對於教化民眾，天下安危如此重要，所以先賢禮、樂、刑、政並稱。《禮記·樂記》：“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

綜上所述，只有樂教大行，社會才能井然有序，同時使人耳聰目明，血氣平和，移風易俗，天下歸於和平安寧。《禮記·樂記》：“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3.禮樂刑政構築的文化－政治連續體——天下

天下和合安寧、大一統的治道，具體體現為由禮樂刑政構築的文化－政治連續體。由於禮樂文明超越地域、族群和宗教信仰的普適特點，使這種天下秩序呈現為一種同心圓結構，中心是施行禮、樂、刑、政的政治中心，週邊則按包容性的“懷柔遠人”原則，靈活彈性地推行禮樂文明——這種和合世界秩序在東亞持續長達數千年，直到1840年以後，才被西方民族國家排他性的普世主權觀念取而代之——從此人類進入了一個弱肉強食的戰國時代，並一直持續到21世紀的今天。

日本歷史學家濱下武志曾以清朝為例，用圖示闡述了中國“王者無外”、和合天下的世界體系。如下圖：

圖片說明：以中國為中心形成的文化－政治連續體——天下，在清代一直延伸到了歐洲和伊斯蘭世界。這一“和合天下”的結構維繫了東亞世界數千年的和平。儘管明代以前中國和歐洲鮮有直接接觸。來源：【日】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朱蔭貴、歐陽菲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頁。

濱下武志強調了天下秩序的包容性特點，表現為國內政策與對外政策的延續性，核心的族群並不歧視乃至剝削週邊族群，反而以更為寬容、厚遇的方式對待他們，有時甚至是一種“超國民待遇”。這在朝貢體制的安排上能明顯看出來，濱下武志寫道：“它是國內基本統治關係即地方分權在對外關係上的延續和應用。將中央－各省的關係延續擴大到外國和周邊，將中央－各省－藩部（土司、土官）－朝貢諸國－互市諸國作為連續的中心，周邊關係的總體來看待，並將其整體作為一個有機的體制來把握。也就是說，以東亞為中心，包括東南、東北、中央、西北的亞洲各部，以及同印度經濟圈交錯的地區，這些地區作為整體的朝貢貿易圈發揮了作用。”【3】

在天下體系中，中央－各省居核心，居於政治考慮的優先地位，也是穩定天下的重心。根據與文化－政治核心的遠近，邊緣的政治共同體與核心保持著強弱不同的關係，其主權得到核心的認可和保護。數千年的歷史表明，以中國為核心形成的天下秩序是東亞世界長期和平穩定的基石，同誕生於地中海世界的西方排他性國際體系不同，天下體系極少發生戰爭。

事實上，除了短暫的改朝換代戰爭以及西北邊境地區爆發的一般規模不大的衝突，東亞主要大國之間在鴉片戰爭前近500年時間裏總共發生過兩場戰爭。穩定始終是中華天下秩序的基本特點——它整體上解決了人類持久和平的問題。美籍韓裔學者、南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康燦雄（David C.Kang）寫道：“從1368年中國明朝建立到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在中國、朝鮮、越南和日本之間總共只發生過兩場戰爭，即中國出兵越南（1407-1428年）和日本侵略朝鮮（1592-1598年）。除去以上兩段插曲，東亞地區的這四個主要大國成功地維護和發展了相互間的持久和平關係，而且，這些國家越是強大，彼此間的關係越是穩固。中國毫無疑問是在東亞體系中佔據主導地位的軍事、文化和經濟大國，但從未將向周邊擴張列為自己的戰略目標。”【4】

康燦雄先生提出的最大問題是：為何近代以形式上平等的民族國家構成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不僅不能帶來持久的和平，還帶來大量實質上的不平等？為何形式上存在非對稱等級的中華天下秩序能帶來持久的和平和實質上的平等？

這是因為，17世紀中葉《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建立的現代國際秩序，歐洲所謂的文明國家只是解決了平等的談判儀式問題——在這裏形式重於事實！而當形式的平等成為法律依據的時候，所簽訂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條約實質上沒有消除戰爭發生的條件，有時還推動了更大規模戰爭的爆發（如一戰後簽訂的《凡爾賽和約》）。西方的和平條約其實不過是一種最終的妥協形式。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陳利博士甚至認為，主權平等、普遍正義是現代國際法和外交的兩大根本神話，它們作為殖民掠奪的遮羞布被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不斷利用。他寫道：“英國和一些其他西方帝國之所以要求在中國獲得治外法權以及自由貿易、旅行及傳教等所謂自然法上的權利，是因為深受從歐洲中心主義論衍生出來的文明、主權和普遍主義（universalism）等話語體系的影響，這種影響也導致他們在索取這些權利的同時拒絕給予中國同等的權利和優惠。而主權平等（equal sovereignty）與普遍正義（universal justice）這兩個話語體系作為現代國際法和外交的兩大起源（起源，這裏翻譯為根本或源頭更為準確——筆者注）神話（origin myth），在西方殖民帝國的擴張過程中得以被構建和利用，但同時又在中國遭到了挑戰。”【5】

現代國際關係是由西方國家塑造的，其進入印度洋和太平洋世界伊始，就認為自己擁有來自上帝的普遍真理、宣稱自己對其他非基督教族群擁有普遍的權利和主權，這構成了歐洲殖民全世界、統治全世界的法理基礎。在西方基督徒眼裏，他們在非基督教世界進行傳教和貿易是上帝賦予的自然權利，如果不能實現這種權利，發動戰爭就是合理和正義的——當然發動戰爭的條件是西方有足夠的實力戰勝所謂的“異教徒”。在此之前，他們必須服從當地的治理體系。這也是為什麼，西方進入西太平洋的最初300年裏，中華天下秩序始終能夠維繫的原因所在。

當1840年英國有足夠力量打敗中國的時候，天下體系就在亞洲崩潰了，從此東亞及整個世界都進入了新戰國時代，至今我們都看不到這一暴力循環體系的終點。可以預見，21世紀，戰爭將以更為激烈複雜、同樣野蠻慘烈的形式在西方過去500年塑造的世界體系中上演。

擺脫西方戰爭死神詛咒的現實主義途徑，是恢復近代以前由穩定的政治重心構成的多極世界體系——各極由核心國家穩定地區局勢，如同天下體系中的中國一樣。否則，人類只能在“爭奪－仇恨”的迴圈中毀滅自身——這是和合天下的中華文化對當代全球治理的重要啟迪！

注釋：

【1】錢穆：《講堂遺錄（一）》，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84-285頁。

【2】孫星群：《言志·詠聲·冶情：〈樂記〉研究與解讀》序言，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日】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朱蔭貴、歐陽菲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頁。

【4】【美】康燦雄：《西方之前的東亞：朝貢貿易五百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2頁。

【5】陳利：《帝國時代的法律、知識與權力》，商務印書館2024年版，第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