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周公平定東方叛亂，奠定周朝基業的貢獻如此之大，以至於當時的士大夫都認為成王應充分理解周公——國家禮法制度建設，更要靠周公這樣的賢能之士。

《毛詩序》云：“《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毛詩注疏》解釋說，《伐柯》這首詩，主旨是讚美周公。毛亨認為，周公攝政時，東征管、蔡、商、奄四國。平定叛亂後仍駐守東方。在完成《鴟鸮》一詩之後，尚未出現“雷雨大風”異象之前，群臣皆知周公輔助成王實現統一天下的心志，但成王仍不理解。因此周大夫作詩讚美周公，藉以諷諫成王及部分臣屬。經文兩章都是諷諫成王不識周公的言辭。“作《伐柯》詩者，美周公也。毛以為，周公攝政，東征四國。既定，仍在東土。已作《鴟鸮》之後，未得雷風之前，群臣皆知周公有成就周道之志，而成王猶未知之，故周大夫作詩美周公，以刺朝廷之不知。即經二章皆刺成王不知周公之辭。”

詩首章云：“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斧柄是製作家用工具的材料，禮是治理國家的準則。要砍伐斧柄製作工具該怎麼辦？沒有斧頭就辦不成。以此說明要踐行禮法治國該怎麼辦？沒有周公就實現不了。

詩二章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製作斧柄的法則並不遠，喻指治國之道亦在眼前。為何？手持斧頭砍制新柄，正在使用的斧頭柄就在手中，比照舊柄即可——舊柄短則新柄短，舊柄長則新柄長，方法就在眼前。比喻治國的準則：在上者善待下屬，在下者侍奉尊長，道理本就淺近。懂得禮法的君子，以恕道治國，從自身推演法則，無需遠求。能做到這點的唯有周公。若能親見周公以禮治國，便可見籩豆等禮器整齊陳列井然有序。《毛詩注疏》：“毛以為，伐柯之法，其則不遠，喻治國之法，其道亦不遠。何者？執柯以伐柯，比而視之，舊柯短則如其短，舊柯長則如其長，其法不在遠也。以喻交接之法，願於上交於下，願於下事於上，其道亦不遠也。言有禮君子，恕以治國，近取諸己，不須遠求。能如是者，唯周公耳。我若得見是子周公，觀其以禮治國，則籩豆禮器有踐然行列而次序矣。”

後世常以“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說明盡心為人、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無論內養還是外用，都要先做到立基立中，內求諸己。一味外求，無論內養怨天尤人，還是外用侵略掠奪，都不可能長久。《禮記·中庸》引孔子的話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睨，nì，斜視——筆者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改而止，是說要有錯就改——筆者注）。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韓詩外傳》也曾引用《伐柯》，論個人修養的四個主要方面：“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能夠推究天命，就不會受到災難和幸福的迷惑，不受災難和幸福的迷惑，那麼或動或靜都能夠合乎道理。能夠治理好自己的用心方法，就不會無緣無故地高興或者發怒，不無緣無故地高興或者發怒，那麼賞罰就不會有所偏私。管理好自己愛好和厭惡之情，就不會貪求一些沒有用的東西，不貪求沒有用的東西，就不會因這些事物而損害自己的天性。調試好性情，自己的欲望就不會超過一定的節制，欲望不超過一定的節制，就能夠修養自己的天性而感到滿足。這四種修為不需要向外面尋求，也不需要別人的幫助，通過反省就會知道，它們本來就存在於自身。做人是為了能使別人感到幸福快樂，能夠行為都符合仁德和道義，做事成為他人的準則。《韓詩外傳·卷二》：“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修。治心術則不妄喜怒，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理好惡則不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害物性。適情性則不過欲，不過欲則養性知足矣。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己而存矣。夫人者，說（說，通悅——筆者注）人者也，形而為仁義，動而為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經文：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語譯：

要砍斧柄怎麼辦？沒有斧子砍不成。要想娶妻怎麼辦？沒有媒人娶不成。要想治國怎麼辦？制禮作樂唯周公，不行禮法國難寧！

砍斧柄啊砍斧柄，斧柄就在手裏面。我見周公禮治國，猶如籩豆列井然。治國之法本不遠，周公制禮又作樂，一統天下萬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