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周人總結前代歷史經驗，將中華文明推向了一個新的峰巔。今天，我們同當年的孔子一樣不能離開周朝治國理政的經驗，那是中華治道的基石。孔子曾經感歎，周代禮法借鑒了夏、商兩朝的文明成果，真是豐富多彩啊！我要遵從它。《論語·八佾》：“子曰：‘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

孔子之前，檜國君子看到國家衰弱，就曾有“顧瞻周道，中心怛（怛，dá，悲傷——筆者注）兮”之歎。按《毛詩序》的說法，《國風·檜風·匪風》是詩人“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要知道，只有在西周大一統的天下秩序中，小國、弱國的權利才能得到很好的保護。檜國不僅領土狹小，政教也混亂，因此詩人擔憂禍難將至，懷念周王朝的治國之道。

《逸周書》近乎所有篇章都是在闡發周人的治國理念，所以《周書序》最後才總結說：“周道於乎大備。”是啊，從對人性天命的理解，到經濟軍事，《逸周書》幾乎無所不包，其涉及範圍甚至超過今古文《尚書》。我們哪能再對其視而不見呢？

《周書序》是我們研究《逸周書》的門徑，作者必然有所本。一般認為，《周書序》的作者和它的編者是同一位。根據《逸周書》所載周靈王長子太子晉事，以及稱諡情況等，黃懷信先生認為其編者當為周王室的高級政治家，“《序》篇之作及七十一篇之編均在景王末世”。（黃懷信：《逸周書校補注譯》前言，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周景王是東周第十二任君主，西元前545年至西元前520年在位，所以《逸周書》編於西元前六世紀末期。

但從《周書》在兩漢文獻中多有稱引，而直到隋朝杜臺卿的《玉燭寶典》才徵引《周書序》來看，《周書序》可能出現更晚。王連龍先生認為它成文於兩晉南北朝時期。（王連龍：《〈逸周書〉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49頁。）

《逸周書》不是完帙，古籍中多有佚文。黃懷信等撰《逸周書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附錄一“佚文”中收錄較全。有些十分重要，可惜皆是斷章殘句。比如《北堂書鈔》卷八十引《周書》：“禮義者，治國之粉澤也。雖然，非所以定天下而強國富人也。”這對於我們理解禮義的局限性，以及政治經濟制度的不可或缺很重要。假如後人知此，就不會陷入反對“以法治國”，片面強調“以德治國”的誤區。

再比如《管子·任法》引《周書》：“國法：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國更立法以典民則不祥；群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從中我們能一窺西周既是禮制社會，也是法制社會。

一個民族若丟失了核心元典，很容易陷入自我認知的迷障，遮蔽自身文明的深層邏輯。倘若我們也如某些西化學人那般，將中國文化簡單判定為“傳統落後”，試圖通過“史學化”將其封存於故紙堆中，必將釀成文化傳承的悲劇——自《隋書·經籍志》以後，直到今天仍有人主張應繼續將《逸周書》列入史部，而非回歸經學，這是怎樣的錯誤啊！

經文：

昔在文王，商紂並立，困於虐政，將弘道以弼無道，作《度訓》。

殷人作教，民不知極，將明道極以移其俗，作《命訓》。

紂作淫亂，民散無性習常，文王惠和化服之，作《常訓》。

上失其道，民散無紀，西伯修仁明恥示教，作《文酌》。

上失其道，民失其業，□□凶年，作《糴匡》。

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獫狁，謀武以昭威懷，作《武稱》。

武以禁暴，文以綏德，大聖允兼，作《允文》。

武有七德，文王作《大武》《大明武》《小明武》三篇。

穆王遭大荒，謀救患分，□《大匡》。

□□□□□□□□□□□□□□□□□□□□□□□□□□□□作《九簡》。

文王唯庶邦之多難，論典以匡謬，作《劉法》。

文王卿士諗發教禁戒，作《文開》。

維美公命於文王，修身觀天以謀商難，作《保開》。

文王訓乎武王以繁害之戒，作《文繁》。

文王在酆，命周公謀商難，作《酆保》。

文啟謀乎後嗣以修身敬戒，作《大開》《小開》二篇。

文王有疾，告武王以民之多變，作《文儆》。

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作《文傅》。

文王既沒，武王嗣位，告周公禁五戎，作《柔武》。

武王忌商，周公勤天下，於《大、小開武》二篇。

武王評周公維道以為寶，作《寶典》。

商謀啟平周，周人將興師以承之，作《酆謀》。

武王將起師伐商，寤有商儆，作《寤儆》。

周將伐商，順天革命，申喻武義以訓乎民，作《武順》《武穆》二篇。

武王將行大事乎商郊，乃明德□眾，作《和寤》《武寤》二篇。

武王率六州之兵車三百五十乘以滅殷，作《克殷》。

武王作克商，建三監以救其民，為之訓範，□□□□□□□□□作《大聚》。

武王既釋箕子囚，俾民辟寧之以王，作《箕子》。

武王秉天下，論德施□，而□位以官，作《考德》。

武王命商王之諸侯綏定厥邦，申義告之，作《商誓》。

武王平商，維定天保天室，規擬伊洛，作《度邑》。

武王疾，□□□□□□□□□□□命周公輔小子，告以正要，作《五權》。

武王既沒，成王元年，周公忌商之孽，訓敬命，作《成開》。

周公既誅三監，乃述武王之志，建都伊洛，作《作洛》。

周公會群臣於閎門，以輔主之格言，作《皇門》。

周公陳武王之言以贊己言，戒乎成王，作《大戒》。

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辯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

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

周公肇制文王之諡義以垂於後，作《諡法》。

周公將致政成王，朝諸侯於明堂，作《明堂》。

成王既即政，因嘗麥以語群臣而求助，作《嘗麥》。

周公為太師，告成王以五征則，作《本典》。

成王訪周公以民事，周公陳六以觀察之，作《官人》。

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欲垂法厥後，作《王會》。

周王雲歿，王制將衰，穆王因祭祖不豫，詢其守位，作《祭公》。

穆王思保位維難，恐貽世羞，欲自警悟，作《史記》。

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尊王政，作《職方》。

芮伯稽古作訓，納王於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芮良夫》。

晉侯尚力，侵我王略，叔向聞儲幼而果賢，□複王位，作《太子晉》。

玉者德以飾躬，用為所佩。

夏多罪，湯將放之，征前事以戒後王也，作《殷祝》。

民非后罔乂，后非民罔與為邦，慎政在微，作《周祝》。

武以靖亂，非直不克，作《武紀》。

積習生常，不可不慎，作《銓法》。

車服制度，明不苟逾，作《器服》。

周道於乎大備。

語譯：

從前在周文王的時代，他與商紂王並立於世，受困於商紂王的暴政，想要弘揚正道以糾正無道，因此作了《度訓》。

殷商所推行的教化，讓民眾無所適從，文王欲彰明道德標準以移風易俗，因此作了《命訓》。

紂王大興淫亂之風，致民心渙散，本性敗壞，文王施恩以調和，教化使歸服，因此作了《常訓》。

在上位者迷失了正道，百姓渙散不知法紀，西伯行仁義明恥辱以示教化，因此作了《文酌》。

在上位者迷失了正道，百姓失去他們的生計，又遇上災荒之年，因此作了《糴匡》。

周文王即位後，向西抵禦昆夷部族，向北防備獫狁部族，謀劃武略以彰顯威德，因此作了《武稱》。

以武功禁止暴亂，以文教安定德政，聖王文武兼備，因此作了《允文》。

武事有七种功德，文王因此作了《大武》《大明武》《小明武》三篇。

周穆王遭遇大荒災年，謀劃救災除患，因此作了《大匡》。

……因此作了《九開》。

文王鑒於諸侯國多生禍亂，論述法典以匡正謬誤，因此作了《劉法》。

文王命執政大臣慎重發佈教化與禁戒的政令，因此作了《文開》。

姜太公告誡文王，通過修養自身德行、觀察天道運行以謀劃應對商朝的威脅，因此作了《保開》。

文王訓誡武王政令繁苛之害，因此作了《八繁》。

文王在酆都時，命令周公謀劃應對商朝的威脅，因此作了《酆保》。

文王為後代子孫傳授治國之道，教導他們修身養德，恭敬警戒，因此作了《大開》《小開》二篇。

文王病重之時，告誡武王警惕民心民情複雜多變，因此作了《文儆》。

文王向武王闡述依天道之德施人道之政的道理，因此作了《文傳》。

文王去世後，武王繼位，告誡弟弟周公禁絕五種招致戰禍的行為，因此作了《柔武》。

武王忌憚商患，周公勤政天下，因此作了《大開武》《小開武》二篇。

武王贊許周公以道為準則，視道為珍寶，因此作了《寶典》。

商人謀劃平定周的反叛，周人組織動員軍隊應對，因此作了《酆謀》。

武王將起兵討伐商朝，夜夢商人發現其滅商計劃而驚醒，因此作了《寤儆》。

周人將討伐商朝，順應天命推翻暴政，申明武德以訓導百姓，因此作了《武順》《武穆》二篇。

武王將在牧野舉行重大軍事行動，於是宣明德政，誓師動員軍隊，因此作了《和寤》《武寤》二篇。

武王率領六州的軍隊和三百五十輛戰車一舉滅亡了殷商，因此作了《克殷》。

武王滅掉商朝後，安排管叔、蔡叔、霍叔監督武庚以安撫商朝遺民，向他們垂示教令與典範，因此作了《大聚》。

武王釋放箕子後，使其引導百姓歸順安定，行王道之治，因此作了《箕子》。

武王得天下後，考察德行以選拔人才，依據才能以任命官職，因此作了《考德》。

武王命令商王的諸侯安定各自邦國，申明大義告誡他們，因此作了《商誓》。

武王平定商朝後，為穩固天命而規劃在伊洛之地建都，因此作了《度邑》。

武王臨終前，囑託周公輔佐太子，並告訴他治國理政的要領，因此作了《五權》。

武王去世後，成王即位元年，周公擔憂商朝遺患，訓導成王敬畏天命，因此作了《成開》。

周公誅滅三監後，就遵從武王遺志，在伊、洛間修建都城，因此作了《作雒》。

周公在閎門會見群臣，廣求輔佐君主的至理名言，因此作了《皇門》。

周公陳述武王的話，並加以己說，以訓誡周成王，因此作了《大戒》。

周公為闡明夏、商、周三代的正朔，因此作了《周月》，為辨析二十四節氣物候以明確農時，因此作了《時訓》。

周公制定按月施政的法則，依天地規律安排國事，因此作了《月令》。

周公首創文王諡號制度，使其義理垂範後世，因此作了《諡法》。

周公將歸政於成王，在明堂接受諸侯朝見，因此作了《明堂》。

成王親政以後，借向祖先祭獻新麥之際，告訴群臣要勤於職事，因此作了《嘗麥》。

周公還政成王以後做了太師，告訴成王要以“五則”為行為規範，因此作了《本典》。

成王向周公諮詢民事治理，周公陳述考察官吏的六種方法，因此作了《官人》。

周王室安定後，天下諸侯部族前來朝覲，各以他們的特產進獻，周人想把它作為制度流傳後世，因此作了《王會》。

周公已經去世，大一統政治制度將要衰敗，周穆王借叔祖祭公謀父有病，向他請教長治久安之策，因此作了《祭公》。

穆王深知守江山的艱難，害怕蒙羞於後世，想借古事引為鏡鑒，因此作了《史記》。

雖然大一統的教化有所衰微，但天命尚在，周邊的族群仍然遵循著大一統的禮法制度，因此作了《職方》。

芮伯考查古制而作訓誡，引導君王向善，並責令執政臣僚反躬自省，因此作了《芮良夫》。

晉侯崇尚武力，侵佔周王室的疆土，晉大夫叔向聽聞太子年幼卻非常賢明，幫助恢復了周王室的土地和尊嚴，因此作了《太子晉》。

執政者佩玉以喻德，所以用玉來作裝飾，因此作了《王佩》。

夏桀罪惡多端，商湯欲放逐之，援引往事以戒後世君王，因此作了《殷祝》。

民無君則亂，君無民不立，治國當慎於細微，因此作了《周祝》。

武事用以平定禍亂，若非正直有理則難以取勝，因此作了《武紀》。

養成習慣就會被視為常態，對此不能不謹慎，因此作了《銓法》。

車馬禮服之制彰明等級，不可僭越，因此作了《器服》。

周朝治國大道至此完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