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受西方線性史觀的影響，近代學人不顧中國與西歐歷史演化路徑的巨大不同，預設中國在走向西式民主之前，也要經歷西歐16至18世紀的專制政體。在這種專制政體中，君主的權力不受任何法律制度的規範，王權是絕對的（absolute）。

西方專制政體被生搬硬套在了中國哪個時段呢？是民國以前的古代社會。這導致國人思想的極大混亂，對中國史研究近乎是災難性的。臺灣大學歷史系甘懷真教授寫道：“專制是一個外來的概念，用這個概念作為分析傳統政治的工具，即使不是不可以這樣做，也必須清楚認識到它的局限性。學者預設了中國政體的演變一如西歐，故民主之前是專制，然而這不是不證自明的。今天中國史研究的危機之一，是我們不經批判地利用西方歷史的框架，將中國的材料擺進去。”（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九州出版社，2023年版，第428頁）

事實上，中國先賢自古以來反對個人專權，反對君主專制，主張依天道禮法治國，賢能共治。中國古典政治學的重要經典《黃帝四經·稱》指出，聖人效法於天道，不會妄自行動，不會獨斷專行，不圖謀欺騙，不為一己之私去求取，也不拒絕到來的福祉，一切行為都合乎天地萬物的法則。“聖人不為始，不專己，不豫謀，不為得，不辭福，因天之則。”《淮南子·詮言訓》有：“故不為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

《唐風》有兩首詩均以“杕杜”起興，前篇《杕杜》，刺昭公疏遠親族，骨肉離散。此篇《有杕之杜》，《毛詩序》：“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肯求賢以自輔焉。”所謂“寡特”，指晉武公獨斷專行，不任用賢能之士共謀國事，孤立無援，個人專權。所謂“兼其宗族”，指從晉昭侯以下的晉國君主，都是武公的宗族，武公卻兼併了他們的政權。武公剛剛吞併晉國，本應廣求賢能輔佐，但他不這樣做，因此詩人作詩諷刺他。《毛詩注疏》：“言寡特者，言武公專任己身，不與賢人圖事，孤寡特立也。兼其宗族者，昭侯以下為君於晉國者，是武公之宗族，武公兼有之也。武公初兼宗國，宜須求賢，而不求賢者，故刺之。”

詩首章云：“有杕之杜，生於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詩人借一棵孤零零、無蔭涼的杜梨樹，比喻晉武公為一國之君，本應是賢士投奔的對象，如今卻無人願意輔佐他，因為他獨斷專行，不選賢任能。接著，詩人教武公求賢的方法：那些有才德的君子，只要願意來到我國，都可以引薦給國君。為何？因為君子崇尚道義，只要誠心招攬，就一定能得到賢才。如今賢能不至，正是因為國君不去招攬。如果國君真想求賢，該怎麼做呢？應當真心誠意地尊重賢才，豈能僅以飲食招待？必須盡禮相待，竭誠歡迎，這樣賢士自然就會歸附了。《毛詩注疏》：“以興武公一國之君，人所宜往仕。今日所以人不往仕者，由其孤特，為君不求賢者故也。因教武公求賢之法：彼君子之人兮，但能來逮於我國者，皆可使之適我君之所，何則？君子之人，義之與比，故求則得之。今不求者，由君之不求之耳。君欲求之，當如之何？君當中心誠實好之，何但飲食而已，當盡禮極歡以待之，則賢者自至矣。”

西元前678年，曲沃武公成功奪取翼城，結束了長達六十七年的戰亂，成為晉國第十八任國君。詩人對武公充滿期待，希望他親宗族用賢人，然而，武公即位第二年就去世了，歷史並沒有給他更多的時間。

經文：

有杕之杜，生於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生於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語譯：

一棵杜梨孤零零，枝葉稀疏道左生，它無蔭涼少人乘。天下賢能君子們，只要你肯來我國，真心誠意來重用，豈止酒食供君享，盡禮相待招賢能。

一棵杜梨孤零零，枝葉稀疏在路中，它無蔭涼無人乘。天下賢能君子們，只要你肯來歸附，誠心誠意來重用，豈止酒食供君享，盡禮相待納賢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