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禮記·大學》開篇論“三綱”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以止於人倫之善為本，以顯明其至高德行為末，親民是其中的關鍵。

宋代朱熹《大學章句》以“明明德”為本，以“止於至善”為末，並改“親民”為“新民”，可謂顛倒“大學之道”矣。實際上，《大學》原文也是先解釋“止於至善”，再解釋“明明德”。鑒於《大學》在中國文化中的巨大影響力，我們將其經文內容分析如下：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總論“三綱”，在《大學》中，“在”也有先、先要的意思，見下文“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所以“三綱”展開亦可以寫作：“大學之道，先明明德。欲明明德者，先親民。欲親民者，先止於至善。”）

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先論“止於至善”。“知止而後……”，顯然“止於至善”為起點。）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首次強調“本末”。）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再論“明德”之理。顯然，“明明德於天下”即“平天下”，這是聖賢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再次強調“本末”。這裏“修身為本”的“修身”，指五行學派包含於“天道之德”中的“人道之善”——仁義禮智四種德行，孟子所說的修身“四端”，即仁義禮智的起點、發端。）

《大學》先論“止於至善”，再論“明明德”，本身就意味著前者為本，後者為末，而“親民”是連接二者的關鍵，唐代孔穎達《禮記注疏》解釋說：“‘在親民’者，言大學之道，在於親愛於民。”

《羔裘》則諷刺了晉國那些不親民、不愛民的晉國官員。《毛詩序》云：“《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位居要職的大臣本應輔佐君主治理國政，幫助君主分擔百姓的憂患，可他們卻對百姓心懷惡意，既不關心民眾疾苦，也不與百姓親近，故而作詩諷刺。《毛詩注疏》“刺其在位不恤其民者，謂刺朝廷卿大夫也。以在位之臣，輔君為政，當助君憂民，而懷惡於民，不憂其民，不與相親比，故刺之。”

詩首章云：“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古之賢大夫身著羔裘，配以豹飾，羔裘喻指德行純潔，節儉正直。豹飾喻指孔武有力，能主持正義，擊退敵人。然而晉國卿大夫徒著羔裘，既無羔裘所喻之德，又無豹飾所喻之威。內不能以德輔助君主，外不能威武退敵，還對百姓傲慢無禮，做“居居”“究究”之態。可難能可貴的是，晉國百姓尚能守唐堯遺風，情篤念舊，不忍離去。

《毛詩注疏》認為，《邶風·北風》諷刺暴政時，說“攜手同行”；《魏風·碩鼠》諷刺貪腐時，說“適彼樂國”，表達的都是想要振翅高飛離去，毫無留戀。而此詩卻追念舊日恩情，不忍心歸附他國，其情感如此深厚真摯，正是唐地遺留的淳樸民風。說明這裏還保留著帝堯教化的遺澤，所以風俗才能這般淳厚。“《北風》刺虐，則云‘攜手同行’；《碩鼠》刺貪，則云‘適彼樂國’，皆欲奮飛而去，無顧戀之心。此則念其恩好，不忍歸他人之國，其情篤厚如此，亦是唐之遺風。言猶有帝堯遺化，故風俗淳也。”

聖人流風遺澤如此，吾輩敢不重視聖賢經典！

經文：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語譯：

身著羔裘配豹袖，舉止傲慢不親民。豈無賢人能投奔？只因顧念故舊恩。

身著羔裘配豹袖，盛氣淩人不恤民。豈無賢人能投奔？只因顧念舊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