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史記·儒林列傳》在記述經學流源時僅上溯至西漢初年，這導致後世對先秦經學的傳承脈絡與傳播樣態缺乏清晰認知。隨著諸多戰國《詩經》版本的問世，今天我們知道，戰國時代《詩經》學同子學一樣，整體上呈現出一種百花齊放的形態，遠遠超過齊、魯、韓、毛四家的範圍。各種版本的《詩經》不僅存在大量異文，編排次序也多有不同。

目前我們能看到的《蟋蟀》，除了傳世本，還有《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一）》《耆夜》中收錄的《蟋蟀》和《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詩經》中收錄的《蟋蟀》。後者《蟋蟀》在《魏風》中，且第一、二章順序與《毛詩》相顛倒。

這可能是因為古代唐、魏皆在晉地，二地風俗亦相近。唐為堯之舊都，位於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嶽之野，是周成王之弟姬虞的封國。叔虞死後，其子燮即位，徙遷晉水之旁，將國號由“唐”改為“晉”。

唐風有詩十二篇，首篇《蟋蟀》諷諫僖公，為僖公詩，《山有樞》《揚之水》《椒聊》《鴇羽》《綢繆》《杕杜》《羔裘》為昭公詩。《無衣》《有杕之杜》諷刺武公，為武公詩。《葛生》《采苓》諷刺獻公，為獻公詩。《蟋蟀》所諷刺的僖公，當為晉第七位國君，又稱晉釐侯，姬姓，名司徒。晉僖侯是晉靖侯之子，晉獻侯之父，西元前840年至西元前823年在位。

《毛詩序》云：“《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虞，通娛——筆者注）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蟋蟀》是諷刺晉僖公的，由於僖公過分節儉，對屬下苛刻，不合禮制規範，所以作《蟋蟀》一詩來表達哀憫之情，希望他能趁著年終閒暇之時，依禮制適度享樂。正因為他過於節儉，所以才勸他適當娛樂。又擔心享樂過度，有違禮法，故而又強調“依禮節制地娛樂”。詩三章前四句勸“及時行樂”，後四句強調“依禮節制地娛樂”。序又解釋了為何將晉國稱為“唐”的原因。是采詩的太師通過考察音樂主旨，推究當地的風俗民情，發現其憂思深遠、節儉而能守禮，頗有唐堯時代的遺風，因此命名為“唐”。

《毛詩注疏》：“作《蟋蟀》詩者，刺晉僖公也。由僖公太儉逼下，不中禮度，故作是《蟋蟀》之詩以閔傷之，欲其及歲暮閒暇之時，以禮自娛樂也。以其太儉，故欲其自樂。樂失於盈，又恐過禮，欲令節之以禮，故云以禮自娛樂也。欲其及時者，三章上四句是也。以禮自娛樂者，下四句是也。既序一篇之義，又序名晉為唐之意。此實晉也，而謂之唐者，太師察其詩之音旨，本其國之風俗，見其所憂之事，深所思之，事遠儉約而能用禮，有唐堯之遺風，故名之曰‘唐’也。”

蟋蟀隨季節變化或在野外，或在室內。蟋蟀在堂，時令正是九月，農事已畢，歲末將至，詩人勸僖公及時行樂，此時不必保持著農事勞累時的嚴苛，時令變了，為政之方式也要變化。蟋蟀尚懂得此時在戶外已難以生存，要入堂下享受溫暖，何況人呢？昔堯之所以儉約，是因為當時天下洪水肆虐，農業生產受到極大影響，所以只能削減禮儀來救民於困境。

總之，為政須應時當務，這才是真正的中庸之道！

經文：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語譯：

九月蟋蟀進堂屋，一年匆匆將歲暮。如今我君不行樂，光陰太快留不住。行樂有節不過度，要思禮樂以自持。君若好樂莫太過，當如賢士善自警。

九月蟋蟀進堂屋，一年匆匆將歲暮。此時我君不行樂，時光如梭停不住。行樂有節不過度，要守禮樂不僭越。君若好樂莫太過，當如賢士勤國事。

九月蟋蟀進堂屋，農功無事役車休。如今我君不行樂，日月如梭不停留。行樂有節不過度，逾禮荒淫最堪憂。君若好樂莫太過，當如賢士樂守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