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由善行開始，做到“至誠”，正確路線是制心一處、認主獨一、惟精惟一，所以中國古人重視“慎獨”，即在任何情境下都一心一意，不自欺欺人。《佛遺教經》則說：“制心一處，無事不辦。”

做到心意真誠，首先要不自欺，要像厭惡腐臭的氣味一樣，要像喜愛美麗的女人一樣，一切都自然發於內心。所以，君子要時時處處自省其心。品德低下的人在私下裏無惡不作，一見到品德高尚的人便躲躲閃閃，掩蓋自己做的壞事，炫耀自己做的好事。殊不知，別人看你，就像能看見你的心肺肝臟一樣清清楚楚，掩蓋又有什麼用呢？因為內心的真實一定會表現到外表上來。所以，君子要時時處處自省其心，在任何情況下表裏如一。《禮記·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謙，通“慊”，qiè，心安理得——筆者注）。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馬王堆帛書本《五行》解釋“慎其獨”時，直接指出所謂慎獨，就是仁、義、禮、智、聖五者不再分別，謹慎地自省其心。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專一，使諸行歸於真心，事事合宜，合於天道。上面說：“慎其獨也者，言舍夫五而慎其心之謂也。獨然後一，一也者，夫五為一心也，然後得之。一也，乃德已。德猶天也，天乃德已。”

《荀子·不苟篇》論“至誠之道”時，也談到“慎獨”，專心一志的重要性，以及至誠“贊天地之化育”的偉大影響力。荀子指出，君子保養身心沒有比真誠更好的了，做到了真誠，那就沒有其他的事情了，只要守住仁，奉行義就行了。真心實意地堅持仁愛，仁德就會在行為上表現出來，仁德在行為上表現出來，就顯得神妙，顯得神妙，就能教化別人了；真心實意地奉行道義，就會明瞭事理，明察事理就能改造別人了。改造教化共同作用，這就猶如天地一般。上天不說話而人們都推崇它的高遠，大地不說話而人們都推崇它的深厚，四季不說話百姓都知道春、夏、秋、冬的變換，這些都是遵循常法因而達到了真誠守信。君子有了極高的德行，雖沉默不言人們也都明白；沒有施捨人們卻親近他；不用發怒就很威嚴。這是順從天命而能謹慎自省的原因。君子改造世界的方法是這樣的：如果不真誠，就不能一心一意；不能一心一意，就不能表現出真正的力量。不能表現出真正的力量，即使自己想做，聲色俱厲，世人仍不會信服；即使表面上信服也會猶豫不決。即使如天地一樣大，不真誠也不能養育萬物。“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它事矣，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君子至德，嘿（嘿，同默——筆者注）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善之為道者，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

這種“慎獨”“精一”的功夫可以上溯到夏商周三代以前。《古文尚書·大禹謨》記載舜帝對大禹的囑託：你要知道，人要時刻戒懼自省，才能成就微妙道心，只有精誠專一，才能真正找到正確道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另外，商初的《古文尚書·咸有一德》屢屢強調“一德”，究其本義就是一心一意地行善政，服務天下蒼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荀子·解蔽篇》引用時稱源於古《道經》。荀子還強調了生產生活和社會治理中“精一”的重要性，這充分體現了中國文化中內養外用、修身理國一以貫之的特點。《解蔽篇》論證說，古代愛好文字的人很多，只有倉頡一個人名傳後世，這是因為他用心專一啊；喜歡種莊稼的人很多，但只有後稷一個人名傳後世，是因為他用心專一啊；愛好音樂的人很多，但只有夔一個人名傳後世，是因為他用心專一啊；愛好道義的人很多，只有舜一個人名傳後世，這是因為他用心專一啊。倕製造了弓，浮游創造了箭，而羿善於射箭；奚仲製造了車，乘杜發明了用四匹馬拉車，造父精通駕車。從古到今，還從來沒有過一心兩用而能專精的人。“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好稼者眾矣，而後稷獨傳者，壹也；好樂者眾矣，而夔獨傳者，壹也；好義者眾矣，而舜獨傳者，壹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禦。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荀子·修身篇》更明確指出：“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

除了修身要“精一”，在國家治理中也要“執一”，以政治、教化為內核建立穩定的政治重心，這就是中華政教“建中立極”的大一統《春秋》大義，它是中華文化實現持久和平和持續發展的奧秘，也是修身“至誠之道”延展開去的治國之理。用《呂氏春秋·審分》的話說：“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

具體言之，《春秋》大一統包括兩個層面：一是教化層面，二是政治層面。在《呂氏春秋·不二》和《呂氏春秋·執一》中，作者作了細緻闡發。

現在很多人喜歡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在中國文化中，除了獨立不倚的人格，學術思想還有另外一面，就是適合大一統政治的學術思想統一。以期實現以政統教，以教輔政——教化與政治歸於一元、一統。董仲舒認為只有聖人能把萬物統一起來，並將萬事萬物與宇宙根本相聯系。《春秋繁露·玉英》：“惟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系之元也。”所以《春秋》大義從最根本的“元”（本源）出發來確立天道的開端；依據天道運行的規律創制曆法，規範君王施政的準則；通過天子正確的治國方略，規正諸侯繼位的禮法；憑藉諸侯合法有序的繼位程式，確保諸侯國內的治理。當這五個層面——本源、天道、王政、諸侯之位、國內治理都得到規範，那麼社會教化就能春風化雨般流行，天下大治。《春秋繁露·玉英》：“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

《呂氏春秋·不二》開篇就指出，學術思想不統一，如老子等十家那樣各執一端是危險的，不能靠這些來治國，儘管他們都是天下的豪俊。“聽群眾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治理國家要統一就治理得好，不統一就治理得混亂；統一就平安，不統一就危險。“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不過，作於秦代統一中國前夜的《呂氏春秋》，並沒有給出具體統一學術的方法。事實證明，秦朝回歸西周“以吏為師”的傳統已經不可能，最後只落了個“焚書”的壞名聲。

直到漢武帝時期，在董仲舒的建議下，貶抑諸子，復興《六經》，政治上重視研習《六經》者，為其開利祿之途。“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的文化政策才取得成功，並影響中國達兩千年之久，直到碎片化的西方學術湧入，大一統的中華學術體系土崩瓦解。

在上武帝的策書中，董仲舒據《春秋》大義建議：《春秋》裏所闡述的大一統的思想，是天地間的常道，是古今都適用的義理。現在諸子百家效法不同的治道，人人有不同的主張，各家有不同的系統，學術思想也不相同，因此，君王不好堅持一個治道，法令制度屢次變化，下麵的民眾則無所適從。我認為凡是不屬於《六經》和孔子學說範圍內的，統統廢除，不使它與正道並行。邪僻不正的思想學說被廢除了，然後治理原則可以統一，法律制度就可以明確下來，民眾就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了。《漢書·董仲舒》傳：“《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誼，通義——筆者注）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經學是源，百家是流，“罷黜百家，表彰六經”導致包括儒家在內的百家之學沉淪，中華學術走向空疏化。儒學窄化為經學，儒家成為經學家。直到今天，我們才在“折中百家，表彰六經”的原則下重新整理經學。

大一統的核心是政治上的統一，政治核心的穩定和諧，比社會治理，選拔賢能，軍事戰爭都重要。今天，許多學者張口閉口大談經濟鬥爭、軍事鬥爭、外交鬥爭，……就是不談學術思想統一，政治組織建設，建立穩定的政治重心——“建中立極”。乃至千方百計反對學術思想上的統一，以碎片化的所謂西方“現代”學術為師，這是怎樣的愚蠢無知啊，會動搖國本！

《呂氏春秋·執一》也明確提出“一則治，兩則亂”，認為國家領袖只有掌握住根本，才能掌控萬物。軍隊一定要有將帥，這是為了統一軍隊的行動；國家一定要有首腦，這是為了統一國家的行動；天下一定要有天子，這是為了統一天下的行動。所以天子一定要掌握住根本，這是為了權力集中。作者還形象地將治國比喻為駕車，並排駕馭四匹馬，讓四個人每人各拿一根馬鞭，那就連街門都出不去，這是因為行動不統一啊。“王者執一，而為萬物正。軍必有將，所以一之也；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摶之也。……今禦驪（驪，並駕——筆者注）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閭者，不一也。”

《執一》的作者還用魏國大臣吳起、商文的論爭說明政治建設的重要性，特別值得我們深思。因為學術是國家的靈魂和根本，學術思想不統一，是一種致命分裂！事情是這樣的，吳起對商文說：“侍奉君主真得靠命吧！”商文不解，問：“您想說什麼？”吳起說：“治理全國，教化民眾，改變習俗，使君臣之間有道義，父子之間有次序，您跟我比誰更擅長？”商文說：“我不如您。”吳起說：“一旦入朝當臣子，君主的地位就尊貴；一旦交出印璽辭官，君主的地位就輕。這方面您跟我比誰更賢能？”商文說：“我不如您。”吳起說：“兵士戰馬已經排成行列，戰馬與人相匹配，馬前士兵發起進攻，拿起鼓槌一擊，讓三軍都視死如歸，這方面我們誰做得更好？”商文說：“我不如您。”吳起說。“三樣您都不如我，職位卻在我之上，看來侍奉君主真得靠命啊！”商文說：“好。您問我，我也問問您。世事大變，君主年少，臣下狐疑，百姓也很不安定，遇到這種情況，把政權託付給您呢，還是託付給我呢？”吳起沉默不語，過一會兒說：“託付給您。”商文說：“這就是我身居您之上的原因啊。”《呂氏春秋·執一》：“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訓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質，通贄，古時初次見面的禮物——筆者注）為臣，其主安重；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已！’”

在當今全球化時代，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都需要建立穩定的領導重心，以協調平衡各種利益關係。這種外在治理層面的“大一統”，是印度文化、亞伯拉罕一神教文化所欠缺的——它理應成為中國對世界的重大貢獻之一。

中華文化，印度文化，亞伯拉罕一神教文化都要求我們在善行之路上一以貫之，“定於一”，進而達到智慧安樂的境界。用《禮記·大學》中的話說：“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止於至善”，懂得敦倫盡分處處行善才會心存定志，心存定志才能安守職分，安守職分才能身心安樂，身心安樂才能思慮周詳，思慮周詳才能得其理義智慧。

表面看來，印度文化中崇拜不計其數的神靈，實際上只有一個神靈，即至尊梵，它獨一無二，也被稱為“一”。和上帝、道一樣，無形無象，永恆不變。進而言之，印度文化中的神都是表法、示道的，印度教徒並非偶像崇拜的多神論者。事實上，當崇拜儀式結束，黏土製成的肖像常常被浸在水中銷毀。作為神或梵的顯化，這些崇拜物只是幫助信眾“定於一”，將心意聚焦。斯瓦米·尼偉達南達寫道：“通過吉祥物，或濕婆的林伽，以及其他類似的象徵物，印度教徒們所崇拜的其實是同一位神。現在，太陽、天空和吉祥物，這些無限永恆的梵顯化的小單元，可以幫助我們將自己的心意聚焦於神。我們的心意不能捕捉無限，但是可以想像有限和具體的事物。這就是借助神的有限和具體的顯化物更容易念想神的原因。這些顯化物叫作象徵（pratikas）。他們是神性的表達。通過任何這些形態來崇拜神，就叫作對象征的靈性練習。”【10】

印度文化以多神的形式表達至尊梵的顯現，這些神也可以是無形無相的——印度人甚至把伊斯蘭教的安拉和基督教的上帝看作至尊梵的人格化身。

而亞伯拉罕一神教卻以嚴厲，甚至狂暴、殘酷的形式反對多神的偶像崇拜，強調一神觀念——在神的巨大威勢中讓人們依靠唯一的真神，認主獨一，“定於一”，這是亞伯拉罕一神教聖典不變的主題。

過去一百多年來的考古研究表明，《聖經》是基於地中海東部地區諸多古文明的人文遺產，並用之強化一神信仰——從蘇美爾人的洪水傳說到古代腓尼基沿海城市烏加裏特的文獻，從古巴比倫國王漢謨拉比的法典到埃及的復活神話。

甚至《舊約》中耶和華的許多名號及諸多特徵，也源自迦南和腓尼基人的多神教神祇，只是將之“一神化”了。正如美國愛荷華大學古典文化與宗教研究教授羅伯特·嘉吉指出的那樣：“耶和華不僅接納這些神祇的特徵（如能操控海洋與河川的‘雅姆’，或者掌控暴風雨、穀物的豐收與人類繁衍的‘巴力’），也接收了這些神祇的名稱。簡而言之，《聖經》中以許多名號稱呼耶和華，乃是因為許多神祇的名稱歸給了耶和華。因此，當某段經文讚頌埃爾（如《創世紀》第35章第7節或《詩篇》第82篇第1節），讀經者便知道埃爾是耶和華的另一個稱號。”【11】

亞伯拉罕一神教將人們的心志以更強力的形式“定於一”，它成為占世界近一半人口安身立命的基礎，這是怎樣偉大的成就啊！遺憾的是，一神教具有強烈的“排他性”，一旦從靈性領域不加辨別地移植到社會政治領域，很容易給別人貼上非人的“異教”標籤，並群起而攻之。所有的宗教戰爭和種族屠殺幾乎都與此相關，在21世紀的今天依然如此。

我們有必要站在全球文明的廣闊視野下理解亞伯拉罕一神教。它不會消解任何宗教，只會堅定信仰，讓信眾走上一條與印度文化、中華文化和平共處，充滿善行、智慧和安樂的生命之路，那是一條真正通向天主的道路。這讓我們想起前不久故去的教宗方濟各的名言：“所有宗教都能通達天主。”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聖人不我欺，真理實如是！

人類三大文化體系猶如三束文明之光，色彩各異，又相互包容、光光互照。它們使世界變得更加光明，更加豐富，更加溫暖——讓全人類共同沐浴在三大文化的靈性智慧之中，這也是筆者闡發超級大統一理論（SGUT）的最終目的。

注釋：

【10】斯瓦米·尼偉達南達：《他山之玉——印度文化導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63-64頁。

【11】羅伯特·嘉吉：《創造聖經的城市》，海南出版社是2017年版，第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