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不同於史學實錄。後者只是歷史記憶，猶如長時段的新聞報導。經學也不同於文學虛構，以抒發個人思想情感為目的。經學的基礎可以是神話，可以是詩歌，可以是史實，可以是禮樂，甚至可以是占卜資料，它通過將這些原始資料模式化，樹立一種典範，傳達超越時代的價值和真理。

這在中國文化中稱為“立象盡意”或“因事寓教”，它是一種比書寫和語言描述更為高級的表現形式，儘管人類所有的神聖經典都要靠口頭或書寫流傳。孔子談到《易經》寓聖人教化、宇宙人生大道於六十四卦時說，書面文字不能完全表達作者的語言，語言又不能完全表達人的心意（用當代科學哲學的觀念說就是“資訊不能代替意識”），那麼，聖人用什麼辦法表達心意呢？他們建構典型形象來表現，比如用六十四卦來全面反映萬物的真相，在卦下撰寫解釋性文辭來表達要說的話，讓人會通其中的道理以利用萬物，竭力發揮《周易》中蘊含的神妙義理。《周易·系辭上》：“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系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清代四庫館臣更明確指出，聖賢教化世人、啟迪民智，往往通過具體事物、典型形象來傳遞深意。《詩經》把道理蘊含在詩歌裏，《禮經》將規矩蘊含在儀式細節中，《尚書》《春秋》把治國理政的智慧蘊含在史實裏，《周易》則把宇宙人生大道蘊含在占卜卦象及相關闡釋中。《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易類總序》：“聖人覺世牖民（牖民，牖，通‘誘’，意思是昌明教化，導民向善——筆者注），大抵因事以寓教。《詩》寓於風謠，《禮》寓於節文，《尚書》《春秋》寓於史，而《易》則寓於卜筮。”

《詩》《書》《禮》《樂》《易》《春秋》六類經學文獻，四庫館臣沒有提到《樂》，事實上，古代禮樂是不分的，如同《詩經》托物言志，樂也是以音樂教化人，孔子甚至說過：“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孝經·廣要道》）

遺憾的是，過去百年來，學人對於《六經》的本質已不甚了了。它們甚至買櫝還珠、異想天開地要恢復經學的“本來面目”，比如將《尚書》《春秋》還原為歷史，將《詩經》還原為文學詩歌等等。在一本影響很大的《詩經》研究專著中，作者在序言中寫道：“《詩經》作為經典，已經被研究了兩千多年。而她作為文學藝術的本質卻長期地被忽視、被擱置。經學已經走完了它的歷史路程，《詩經》應該從‘經’的桎梏中解脫出來，恢復文學的本來面目了。”【1】

經者，常也，法也。經學表達的是超越具體事實、時間空間的公理，是一個族群安身立命、身份認同的根本。若還原為歷史時空中的“具體事實”，經學中蘊含的義理會被消解，其教化功能亦將喪失殆盡。這就如同將一個有生命智慧的人等同於細胞的堆積，這是怎樣的愚昧啊！

不僅中國聖人傳下來的聖典超越語言文字，立象盡意，托物言志，亞伯拉罕一神教諸位先知和印度教聖人也是這樣。

印度聖典的核心是《吠陀經》（The Vedas），同亞伯拉罕一神教《聖經》一樣，它宣稱是基於神的啟示，“Veda”一詞源於梵文詞根“vid”，字面意思就是“神的知識”。在印度人的觀念中，這種神的知識是無限和永恆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與宇宙本身共存亡。但 《吠陀經》卻是由人記錄並流傳下來的，印度先知們在不同的時代發現了真理本身。

印度人世代口口相傳、長年層累而成的《吠陀經》，共分《梨俱吠陀》《娑摩吠陀》《耶柔吠陀》《阿闥婆吠陀》四大類，每類又由兩部分組成，分別是《本集》和《梵書》，前者基本上是咒語的頌詞，後者則詳述這些頌詞的含義及實踐方法。

同中華文化《六經》一樣，《吠陀經》以及印度文化中數不清的神都是立象盡意、因事寓教。談到《梵書》中大量神話傳說和史詩的本質，以及它們為難以言說的靈性真理投上的美麗色彩，印度思想家斯瓦米·尼偉達南達（Swami Nirvedananda，1893-1958年）寫道：“神話旨在通過格言與可敬的榜樣，激勵人們將自己的生命努力投向最高的理想。它包括故事、寓言、傳說，有的有歷史根據，有的沒有歷史根據。有些是諷刺性寓言，有些充滿了詩性意象，有些是從前的傳說事件。然而，通過它們，印度教的抽象的極其微妙的理念才得以成功地傳達給大眾。抽象的教義在故事的外衣下變得有形有相、生動有趣，令人印象深刻。”【2】

不僅印度的《吠陀經》，包括《舊約》在內，亞伯拉罕一神教諸多神聖經典形式上也是立象盡意、因事寓教，它們既不同於虛構的文學，又不同於實錄的歷史，而是通過整合地中海東部地區廣泛流傳的歷史文獻、神話傳說，表達超越自我和人生的價值真理——超時空的神聖啟示。

對於《舊約》的第一部分，也是最基礎的部分摩西五經《創世記》《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申命記》，學界普遍認為它由四個不同的部分組成，絕非成於摩西一人之手，每個部分又有不同的來源。根據相同材料的重複，對以色列神稱謂的不同，不同的行文立場和視角，辭彙的區別和文學手段的變化，以及編輯過程中留下的痕跡，大致可分為四大來源：一個是“亞衛派”的敘事文（Yahwist，縮寫成J），完稿於西元前十到九世紀；二是“神派”的作品（Elohist，縮寫成E），完稿於西元前九世紀；三是“申命派”的申命記（Deuteronomist，縮寫成D），成書於西元前七世紀；四是“祭司派”的資料（Priestly document,縮寫成P），成書於西元前六到五世紀。

過去一百多年來聖經考古學的研究也表明，出埃及記、以色列人入侵迦南等事件沒有任何考古學證據，甚至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顯得不合情理。以色列考古學家芬克斯坦（Israel Finkelstein，與Neil Asher Silberman合著開創性著作《聖經出土：考古學對古代以色列的新視野及其神聖文本的起源》）認為，西元前586年，猶大國被新巴比倫滅掉，以色列大批精英被強制遷到巴比倫。亡國的屈辱，背井離鄉的悽楚，以及自身的弱小無力形成對外族的極度仇視，《聖經》編纂者在這種情況下，只能托“西元前十三世紀戰爭的早期歷史”以言志，打造對神的堅定信仰，構建以色列人的身份認同。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近東考古和人類學教授威廉·丹佛（William Dever）長期在巴勒斯坦從事田野考古工作，也是一名《舊約》研究專家。他談到《舊約》故事到底有沒有可信之處時說：“答案是，有些方面可信，而有些則不然。換句話說，《聖經》作者想要擴展那些事件的意涵，以提示其意義。我們現代人會說，等一下，我們想知道真正發生過什麼？所以對我們來說，不管是不是懷疑論者，總會有個問題：全然虛構的故事也能教化人嗎？我的答案是：能！《聖經》不必字字真實，它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真實。”【3】

2017年，丹佛教授出版了《超越文本：考古學對古以色列和猶大的描述》（Beyond the Texts：An Archaeological Portrait of Ancient Israel and Judah）一書，他將《舊約·約書亞記》中曾經發生征戰的地點全部列出，然後一一注明是否進行過現代考古挖掘、是否出現被毀的痕跡，以及根據考古研究所確定的被毀年代，發現《約書亞記》中記有三十四個地點曾被攻克或毀滅，但只有三四處有明顯被破壞的痕跡，有可能被以色列人攻佔——這也只是“可能”。也就是說，《約書亞記》中記載的以色列人對迦南的血腥屠城並不存在，而是為了因事寓教，是表法而非實事。

注釋：

【1】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序言，中華書局1991年版。

【2】斯瓦米·尼偉達南達：《他山之玉——印度文化導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148頁。

【3】PBS紀錄片：《大衛王國：以色列人的傳奇》第一集，網址：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x411275S/?vd_source=7bd3312d933504035c126a92754b83a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