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面對中國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軍事政治文化等領域的深重危機，晚清重臣張之洞寫下了《勸學篇》，疾呼保國、保教、保種，其中維護禮教的核心就是三綱五常。他認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三綱，“仁、義、禮、智、信”五常是歷代傳下來的神聖最高教義，禮教和政事的根本，人和動物間最大的區別所在，要以此來保護維繫禮教。《勸學篇·序》：“曰明綱，三綱為中國神聖相傳之至教，禮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

張之洞堅信，三綱五常是中國的根本特色，是中國之所以被稱為中國的原因。也因此，西方民權、平等的思想不可適用於中國。《勸學篇·明綱第三》：“聖人所以為聖人，中國所以為中國，實在於此。故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他不會想到，僅僅二十年後，面對“五四運動”的暴風驟雨，三綱五常會被掃入歷史垃圾堆。

值得注意的是，得風氣之先的張之洞在論述三綱五常時，竟然“以西證中”，用西方社會規範證明三綱五常的普遍適用性——他與同時代人一樣，已不知三綱五常的內在邏輯了。

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簡《六德》告訴我們，中國固有道德體系的理論基礎是名學的名位和正名觀念。名學經典《公孫龍子·名實論》開篇就講：天地及天地間產生的萬類，名為物。指稱天下萬物不發生過差，各當其物，這就是符合物的實。實要求對於所指稱的物來說無過差，不空虛不實，就是在其（名）位。離開本來的名位就是非位，合乎其位，就是正。應當以正確的名校正不正確的名，不應當用不正確的名懷疑正確的名。這裏的正是按它所指稱的實去校正，校正了，就是正名。“天地與其所產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過焉，實也。實以實其所實，而不曠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也。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不以其所不正，疑其所正。其正者，正其所實也；正其所實者，正其名也。”

人間最根本的社會角色有六種，即六位，包括夫、婦、父、子、君（上級）、臣（下級）；不同的社會角色如何“正其位”，正確行使社會職責呢？這就要求履行相應的六職，即夫之率人、婦之從人、父之教人、子之受人、君之使人、臣之事人；履行六種社會職責需要什麼樣的內在德行、道德規範呢？這就是六德，即夫之智、婦之信、父之聖、子之仁、君之義、臣之忠——中華道德體系由此形成！

至西漢，一代大儒董仲舒出於陰陽五行理論的內在需要，將六位轉化為三種人際關係三綱，同時強調五常。儘管五常觀念與先秦儒家《五行》及《尚書·洪範》五行、五事觀念高度相關，【1】但董仲舒的三綱五常實際上打亂了中國道德體系的內在結構，為其崩潰埋下了的禍根。

首先，六位重視一個人在社會中的角色，而非人際間的關係。董仲舒的三綱則強調夫婦、父子、君臣之間的陰陽相互關係。宋以後，隨著君權的強化，三綱從對等的社會角色關係退化為一方對另一方的絕對服從關係，六位本義大失。君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夫不夫，婦不可以不婦。這是三綱被詬病，最終被國人拋棄的重要原因。

面對社會的奴化和遍佈全國的貞節牌坊，近代革命者反對封建禮教，將君權、父權和夫權看作束縛人民的繩索，是有其歷史現實背景的。

其次，由六位、六職、六德構建的中國固有道德體系，基礎是名位（六位），核心卻是職分（六職），而六德只是實現六職的倫理道德規範——只有履行六種社會責任，才是實踐了道德。如果只看一個人的社會評價或公開言論，是不能說這個人有道德的。進而言之，中華名教體系的核心是職分，而非名譽。名譽最多只有勸誡世風的作用！

然而，漢以後學人只強調綱常、德位，中國道德體系的重心“六職”整體缺位，道德規範則成了抽象的價值，乃至口號，這樣的道德不可能持久存在下去。

名位、職分、道德本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三者如人之頭腦手足，缺一不可。近代三綱被棄、六職被廢後，僅存的只有仁、義、禮、智、信這五常了。因為它們實在難以否定，所以就被現代人當作價值擺設來用。問題是：否定了三綱，五常就成了空中樓閣，失去了教化世人的內在力量。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黃紀蘇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專門談三綱五常，他的主張就是“廢三綱、用五常”，理由是：“仁義禮智信則‘普世’得多，就像《白虎通》裏講的，‘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實在沒法想像古今中外哪個存在半年以上的群體不需要這些‘正能量’，就是在販毒集團裏面找出三兩樣來也不是什麼難事……（三綱）時至今日，它已沒了現實根基。紫禁城改博物院、末代皇帝在那兒當義務講解員，都像是頭好幾輩子的事了。大家族也早裂解為小家庭，家庭中的兒女往往掙得比父母多，即便比父母少需要啃老，那也啃得像是父母在對他們盡孝。在男女基本同工同酬的社會裏，‘妻管嚴’比新冠肺炎傳染性要高得多，只不過早已成為新常態，丈夫們不說甘之如飴也都安之若素了。”【2】

黃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學識淵博，為人剛正，有古士人之風。但在三綱這個問題上，他似乎過於重視表像了——一個社會可以沒有皇宮和皇帝，但不可能沒有上級和下級；一個社會可以沒有大家庭，卻不可能沒有家長和子女；一個社會可以男女同工同酬，但不可能沒有丈夫和妻子。無論古今中外都是這樣，這也是三綱的普遍真理性所在。因為三綱六位代表了社會的自然結構，是社會整體和諧、個人幸福生活的前提。

在這一點上，東晉學者干寶看得十分透徹，他指出，人類社會中三綱六紀這些倫理規範，自古以來就存在。人有男性和女性這兩種不同的陰陽氣性，既然有男女的分別，自然就會產生男女結為夫婦、相互配合的道理；有了夫婦之間相互配合的道理，自然就會衍生出剛強與柔和、尊貴與卑微的倫理意義；男女陰陽結合孕育後代，血脈和身體代代相傳，自然就形成了父子之間的親情關係；把家族中父親的角色類比延伸到國家層面設立君主，以子女在家族中的角色來類比臣子對君主的輔佐，這樣一來就必然會有君主和臣子的地位分別；有了君主和臣子的地位分別，就有了上下級的秩序；有了上下級的秩序，就必然要用禮法來明確各種社會的規範，用道義來約束人們的行為，使其符合應有的尺度分寸。“人道三綱六紀（六紀指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筆者注）有自來也。人有男女陰陽之性，則自然有夫婦配合之道；有夫婦配合之道，則自然有剛柔尊卑之義；陰陽化生、血體相傳，則自然有父子之親；以父立君、以子資臣，則必有君臣之位；有君臣之位，故有上下之序；有上下之序，則必禮以定其體，義以制其宜。”（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十七引）

在現代社會已經失去基本男女之別、性取向混亂的時代，我們有必要重申人類社會的自然狀態，以及建基於此一自然狀態的社會責任和道德規範。那是古今中外所有社會秩序的基礎，也是中國固有道德體系的時代意義、世界意義之所在。

《元史·卷一百四十六·耶律楚材傳》記載，太原路的轉運使呂振、副使劉子振因為貪污受賄而獲罪被懲處。元太宗窩闊臺（1186年—1241年）於是當面責問崇尚孔子的耶律楚材：“你說孔子的教化可以推行，讀書人都是品行較好的人，可為什麼還會有像呂振、劉子振這樣的人呢？”耶律楚材回答：“君主和父親教導臣子子女，不希望他們陷入不義的境地。三綱五常，是聖人確立的倫理道德規範，凡是有國家的君主，沒有不遵循這些規範的，它們就像天上的日月一樣重要。怎麼能因為一兩個人的過失，就讓這萬世常行的正道偏偏在我朝被廢棄呢！”元太宗聽了這話，怒氣才消解了。“太原路轉運使呂振、副使劉子振，以贓抵罪。帝責楚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為好人，何故乃有此輩？’對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義。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有國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得緣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於我朝乎！’帝意乃解。”

今天，是我們恢復以六位­六職­六德為軸心的中華道德體系的時候了！身處21世紀的中國人，對三綱五常以及中國固有道德普適性的理解，難道還不如800年前的一位蒙古皇帝嗎？

注釋：

【1】翟玉忠：《性命之學：儒門心法新四書闡微》，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版，第19-22頁。

【2】黃紀蘇：《中國精神，“五常”夠麼？》，載《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