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政通人和，是中國人不懈追求的政治理想——只有執政者承擔起教化人民的責任，人民以委婉的形式規諫執政者，才能實現上下互動和諧。為什麼批評政府和執政者要以委婉的形式，因為在中國人的倫理觀念中，執政者與平民百姓是上下級關係，出於對上級的尊重，提意見和建議要採取委婉的形式。

而在西方文明中，社會與政府間長期顯示出更大的張力，西方人對政府和執政者的批評方式也更為直接。由此可見，東西方文化的不同，導致人民對執政者的批評方式不同。但我們不能說中國古代是專制，不允許人民批評政府和執政者。事實上《詩經》主要內容之一就是人民對政府和執政者的批評。《詩大序》說：“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譎諫，jué jiàn，委婉地規諫——筆者注），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到了宋代，傳統政治風尚為之一變，皇權擴張，執政者變得幾乎不能被批評。這是中國政治文明的退步。難怪南宋朱熹認為《毛詩序》說《狡童》中指責鄭昭公為狡童，不合常理。《朱子語類·詩二》：“經書都被人說壞了，前後相仍不覺。且如《狡童》詩是序之妄，安得當時人民敢指其君為‘狡童’！況忽之所為，可謂之愚，何狡之有？當是男女相怨之詩。”

在《詩集傳》中，朱熹直接稱《狡童》為“此亦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言悅己者眾,子雖見絕，未至於使我不能餐也”。近代解詩者多附和朱子之說，對於《詩經》作為“經”的教化本質、溝通上下的社會功用已經忘記了。

西元前701年鄭莊公去世後，君主的廢立皆由權臣祭仲把持，他甚至兩度立鄭昭公（太子忽）。政治重心的失穩對國家來說是災難性的，所以聖人編《詩》，一再強調大臣專權的危險。《毛詩序》：“《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毛詩注疏》解釋說，所謂“權”，就是秤，用來衡量輕重。大臣獨攬國家政事，決策全由他掌控，這種人就叫權臣。“擅命”，是指獨斷國家的法令，發佈號令時全憑個人意志，不再向君主請示。鄭昭公的臣子中如此行事的，只有祭仲一人。“權者，稱也，所以銓量輕重。大臣專國之政，輕重由之，是之謂權臣也。擅命，謂專擅國之教命，有所號令，自以己意行之，不復諮白於君。鄭忽之臣有如此者，唯祭仲耳。”

《左傳·桓公十五年》說“祭仲專”。面對祭仲專權，鄭國賢人期待昭公能有所作為，重振君權。於是作《狡童》詩云：“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毛詩注疏》認為，賢臣本想與忽共謀國事，但忽不能採納良言，雖然年長卻懷有幼稚任性的心思，童心不改，所以稱他為“狡童”。這就像在說，那個徒有美貌的年輕人啊，不願與我等賢士商議國事。正因為你不與我等商議，才導致權臣獨斷專行，國家危亡，使我憂心忡忡食不下咽啊。“賢人欲與忽圖事，而忽不能受。忽雖年長而有壯狡之志，童心未改，故謂之為狡童。言彼狡好之幼童兮，不與我賢人言說國事兮。維子昭公不與我言之，故至令權臣擅命，國將危亡，使我憂之，不能餐食兮。”

今天，我們品讀《狡童》，詩人心系國事，食不下咽，其憂憤之情仍不免令人動容。正所謂：國事艱難托狡童，奈何良言不信聽。食不下咽多憂悶，霸業凋零亂政中。

經文：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語譯：

幼稚任性的你呀，不用賢人謀國言。為你苦惱為國憂，使我憂心食不咽。

狂傲自負的你呀，不用賢人食䘵位。為你苦惱為國憂，使我苦悶難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