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過去四五千年來，中國特色的政治可以一言以蔽之，曰：賢能政治！賢能之士與各色人等各安其位，才能實現抱法處勢，無為而治。

中國先哲將政治作為一種專業，認為只有德才兼備、“又紅又專”者，方能治理好國家。如何選舉出賢能呢？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通過外在表現多方面考察一個人的內在品行；二是通過法制化、數量化的功勳制度，將那些為社會作出貢獻的人依次提拔到領導崗位。社會貢獻主要通過勞和功來衡量。勞是評定一個人在日常工作中的業績標準，用年、月、日表示；功是體現一個人在邊防安全、社會穩定方面作出的突出貢獻，以斬敵捕盜的數量來計算。四勞相當於一功。

如何考察一個人的品德賢還是不肖呢？從西周開始這就是一個大學問。《逸周書·官人》專門討論這個問題，涉及品評人物的六個方面，即“六征”，包括鑒別真誠（觀誠）、考察言辭（考言）、審察聲音（視聲）、觀察神色（觀色）、洞悉隱情（觀隱）、度量德行（揆德）。

如果賢能政治不行，賢、不肖不辨，則會導致社會大亂。《山有扶蘇》就是諷刺太子忽（後來的鄭昭公）不能選賢與能，美醜顛倒。《毛詩序》云：“《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鄭玄箋注：“言忽所美之人，實非美人。”東漢末年徐干（170-217年）談到治國平天下的賢能難得，不可只聽信公共輿論時說：“則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為非也。其所譽者，未必為是也。故《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亦由亂之所致也。”（《中論·審大臣》）

太子忽可以說是《詩經·鄭風》樹立的一個反面典型。《鄭風》二十一首詩中，刺詩有十四首，其中四首為刺忽之作，分別為《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萚兮》和《狡童》。《有女同車》刺公子忽不娶齊女，失大國之助。《山有扶蘇》則諷刺公子忽為政賢愚不辨——不用賢人，反任用小人。

詩開篇以“扶蘇”起興。對於詩的首章“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毛詩注疏》認為，詩人以高山上的小樹和低濕地的荷花為喻。樹木本應生長在高山，水草自然生長於窪地，世間萬物各得其所才是天下太平的正理——猶如君子居高位、小人處卑位。然而太子忽卻反其道而行，將小人置於高位而貶抑君子，違背了自然常理。他所寵信的全是奸佞小人，詩人觀察他的朝堂，竟找不到一位精通禮法的賢臣君子，只見狂愚醜陋昭公一般的庸人，君臣皆非賢才，詩人因此諷刺之。“山上有扶蘇之木，隰中有荷華之草，木生於山，草生於隰，高下各得其宜，以喻君子在上，小人在下，亦是其宜。今忽置小人於上位，置君子於下位，是山隰之不如也。忽之所愛，皆是小人，我適忽之朝上，觀其君臣，不見有美好之子閑習禮法者，乃唯見狂醜之昭公耳。言臣無賢者，君又狂醜，故以刺之。”

木生於山，草生於隰，高下各得其宜，世間萬物各得其所，這是自然界獲得平衡的狀態。一國的政治生態同樣如此，賢能之士須居上位，無功德者要處下位——在此意義上，賢能政治更合乎自然規律。

經文：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山有橋松，隰有遊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語譯：

高山之上有扶蘇，山下濕地荷花生。不見賢德美子都，只見醜陋之狂徒。

山上生著高高松，山下濕地有遊龍。不見賢德美子充，只見無德之狡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