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的發展猶如一場波瀾壯闊的航行，學術思想則是那指引方向的羅盤。中國，這個擁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在追求民族復興的征程中，深刻領悟到獨立自主的學術路線是至關重要的指導思想，是國家發展的內在動力。

1、堅持獨立自主：中國革命與建設的思想靈魂

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從被動挨打到主動求索、從模仿他國到獨立自主的奮鬥史。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成功經驗表明，獨立自主不僅是政治上的必然選擇，更是學術思想上的根本原則。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曾一度受到共產國際的強烈影響，在某些階段機械照搬蘇聯經驗，導致革命遭受重大挫折，在遵義會議以前紅軍幾乎全軍覆滅！直到毛澤東同志戰略性地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中國革命才明確了符合自身實際的正確道路。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也曾全面學習蘇聯模式，但很快發現這一模式與中國國情存在諸多不適應。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論及“中國與外國的關係”時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1】這一思想在改革開放後得到進一步深化。鄧小平同志強調“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正是由於堅持獨立自主的發展路線，中國避免了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命運，並在全球化浪潮中走出了一條獨特的現代化道路。

因為亦步亦趨的模仿只會導致失敗，而獨立自主的探索才能贏得真正的成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崩潰，很大程度上源於它們未能擺脫蘇聯模式的束縛，最終淪為大國博弈的犧牲品。1991年12月27日，蘇聯正式宣佈解體的第三天，著名近代史專家胡繩談到中國同蘇聯決裂時曾經這樣說：“如果50年代末我們以毛主席為首的領導，不下這個決心和蘇聯決裂，而是一切跟了它走，在現在這個風險中會怎麼樣？……東歐黨和國家領導人，實際上是莫斯科在指揮。後來30年有的也有些發展，但結果怎麼樣？1989、1990、1991年，東歐與蘇聯一起垮，這是必然的。想起來真有些後怕。”【2】

2、人文學術的自主性：國家軟實力的核心支柱

今天，中國之所以能夠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低潮中逆勢崛起，正是因為堅持從本國實際出發，走自己的路。這一經驗同樣適用於人文學科——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絕不能成為西方理論的附庸，而必須立足於本土實踐，構建自己的學術話語體系。

人文學術是塑造國家發展道路的主導性力量。一個國家的學術體系如果喪失自主性，其發展必然受制於人。近代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學術曾長期處於“西學東漸”的被動狀態，許多學科的基本概念、理論框架乃至問題意識都直接移植自西方。這種學術上的依附性，不僅讓中國學者在國際學術界缺乏話語權，更導致中國的國家敘事缺乏有力的理論支撐。

中國人民大學林尚立教授尖銳地指出：“當全世界的社會科學都聚焦中國的道路和實踐的時候，中國的社會科學依然游離於本土之外；當中國的國家建設和發展取得巨大成功並日益成熟的時候，中國的社會科學卻無法給這個國家建設和發展的正當性與合理性以更加有力的理論支撐。”【3】造成這一窘境的根本原因，在於學界長期以來對西方理論的盲目崇拜和機械套用。許多學者習慣於用西方的概念解釋中國的現象，用西方的標準評判中國的實踐，甚至將西方的發展模式視為普世真理。這種學術上的“自我殖民”，不僅無助於理解中國自身的問題，反而會削弱國家的文化自信和理論創新能力。

更有一些所謂的“新左派”，引入西方一個概念，用中國現實不斷演繹，就可以將自己包裝成“學術明星”！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功實踐，已經為世界提供了許多獨特的經驗，但這些經驗尚未被中國學術界充分理論化。例如，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社會治理體系、政黨制度等，都與西方理論預設的“標準答案”大相徑庭。如果我們的學術研究仍然局限於西方範式，就無法真正解釋中國道路的合理性，更無法為未來的發展提供理論指導。因此，中國學術界必須擺脫對西方理論的依賴，深入挖掘本土學術和本土經驗，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

3、紮根中國土壤：構建本土化的哲學社會科學

哲學社會科學不同於自然科學，其研究對象具有鮮明的民族文化屬性和歷史特殊性。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可以全球通用，但哲學社會科學的概念理論卻必須紮根於特定的文化土壤。早在1926年，傅斯年在與顧頡剛討論古史的信函中，就提出西方概念的有效性問題。他說：“大凡用新名詞稱舊物事，物質的東西是可以的，因為相同；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因為多是似同而異。”【4】

我們必須在中國本土歷史和現實經驗的基礎上，根植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及其學術體系，恢復中國人文學科的主體性。中國擁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和豐富的文獻資料，這是西方近代學術體系無法比擬的。例如，中國先賢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理念，不僅修齊治平一以貫之，每個理念背後都有複雜的知識體系支撐。中國古典學術注重整體性、系統性，而西方近代學術體系往往側重於個體分析、碎片化研究。若將西方的學術範式和學術思想平移到中國，必然導致理論體系與實際國情脫節，無法有效解決我們面臨的現實問題。

當代人文學科自主性建設需要突破三大認知誤區。一是破除“傳統-現代”的二元對立，現代西方文明與中國傳統文化不是截然對立的，現代是傳統的因革損益，這種歷史觀是我們走出“現代化=西方化”迷思的關鍵。

二是超越“本土－西方”的簡單分野，過去數千年來，人類文明就是一個連續體，現代西方文明本身也是東西方長期互動的結果，不能簡單地忽視否定一方，而肯定崇拜另一方。在人類文明的大視野下，東西方文明如人之兩手，車之兩輪，相輔相成，一定要相須為用。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拋棄“特殊－普遍”的形而上學思維，西方知識論中的普遍性預設實際也與其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有關，它企圖找到豐富多彩、變動不居現象背後的完美靜態真相，認為後者才是高級的、永恆的。而實際上，由於特殊的海洋文明背景，西方自認為普世的東西常常具有極強的特殊性，並不能普遍適用於全世界，比如奴隸制，大體是西方殖民傳統的獨特產物。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夏倩芳教授反思道：“傳統西方知識論認為，人類的認識需要依賴一個不變的東西才能具有確定性，所以知識必須是客觀的、超越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那些具體存在的事物，則是個別的、特殊的和不穩定的，它們只是感官把握的對象，並不屬於‘知識’的範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在西方的產生和發展，正是基於這一普遍性的知識論原則。但是，這一知識論中內含著二元對立的認識論邏輯，根據這個邏輯，普遍性意味著必然性、確定性乃至完美性，而作為其對立面的特殊性，並不具備上述特徵，被認為是暫時的、局部的、表面的，且是終將消失的事物。因此，‘普遍性’預設了高於特殊性的價值等級。”【5】

我們要從西方“普遍性”的認知誤區中汲取教訓，在構建中國自主的人文學術體系時，不能排斥外來理論或外國經驗，要在批判吸收的基礎上實現創造性轉化。我們應當以開放的態度學習世界各國的優秀文明成果，正如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所強調的那樣，即使我們國家富強了，也要堅持這種虛懷若谷的心態，向人家學習。【6】

過去百年來，歷史用血的教訓告訴我們：中國的問題只能用中國的方式去解決，中國的經驗只能用中國的理論去闡釋。只有堅持獨立自主的學術路線，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才能真正服務於國家發展。否則，無論以何種方式生吞活剝西方學術，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都將對自身造成巨大傷害。

殷鑒不遠——學者慎之！執政者慎之！國人慎之！

注釋：

【1】《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5頁。

【2】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259頁。

【3】林尚立：《社會科學與國家建設：基於中國經驗的反思》，載《南京社會科學》2011年第11期。

【4】傅斯年：《與顧頡剛論古史書》，收入《傅斯年全集》第4冊，中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版，第473頁。

【5】夏倩芳：《建構一種積極的學術自主性——兼論學術自主性與知識體系自主性的關係》，載《開放時代》2025年第2期。

【6】《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