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詩經》不同於一般的詩，所輯詩常常與重大歷史事件有關，且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也只有這樣，才能達到“因事以寓教”的目的。

《叔於田》和《大叔於田》同為刺莊公之作，兩首詩的主人公同為莊公之弟段。《毛詩序》云：“《大叔於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眾也。”

《毛詩注疏》深入闡釋說，叔段自負有才，倚仗人多勢眾，終成禍亂之源，而鄭莊公卻不防患未然，防微杜漸，因此作詩諷刺。詩中列舉段擅長射箭駕車，可見其多才多藝；赤膊上陣搏擊猛虎，顯示其勇武無比；眾人火把齊舉圍獵的場面，是說他深得民心。“叔負才恃眾，必為亂階，而公不知禁，故刺之。經陳其善射禦之等，是多才也；‘襢裼暴虎’，是好勇也；‘火烈具舉’，是得眾也。”

宋以來學人不知“頌其詩”知人論世的重要性，看到詩中沒有叔段的名字，就認為這是讚美一般的武士或獵手。若如此，《大叔於田》將只是一首優美的詩歌，不能稱之為“經”！清代學者崔述（1740—1816年）就曾指出，《毛詩》在解讀詩篇時常存在牽強附會的傾向。例如“仲”和“叔”本為古代男子常用的表字排行，鄭國人口數以萬計，以“仲”“叔”為表字者不計其數。但《毛詩》只要看到詩中提及“叔”就認定指叔段，提到“仲”就認定指祭仲，完全不顧及具體語境是否契合。試問難道鄭國有了共叔段，其他人都不能再以“叔”為表字？有了祭仲，其他人就都不允許以“仲”為表字了嗎？《讀風偶識·卷三》：“大抵《毛詩》專事附會。仲與叔皆男子之字，鄭國之人不啻數萬，其字仲與叔者不知幾何也，乃稱叔即以為共叔，稱仲即以為祭仲，情勢之合與否皆不復問。然則鄭有共叔，他人即不得複字叔，鄭有祭仲，他人即不得複字仲乎？”

這種認識是淺薄的。祝秀權先生反駁道：“今人多以為此詩乃讚美一般的武士或獵手，無法知其為叔段。此則不然。普通武士，值得為他寫讚美詩嗎？會有人為他寫讚美詩嗎？即使有，聖人會錄之於《詩》嗎？如果說《詩》有史的因素，它絕不是一般的史，因為古往今來任何的‘史’，無一不是統治階級的史，王家貴族的史。而錄之於《詩》中的‘史’，又是王家貴族之史中的‘大節’，更不會與普通人有關了。”（祝秀權：《詩經正義》，上海三聯書店2020年版，第903頁）

事實上，西元前722年“鄭伯克段於鄢”是重大國際事件，《春秋三傳》都曾提及此事。儘管三傳的記述從事實到義理都不同。《左傳》記載鄭伯最後並沒有殺掉弟弟，但《公羊傳》和《穀梁傳》都記載說莊公殺死了弟弟。從《穀梁傳》的評論中我們也能看到，《大叔於田》對叔段表面上多讚美之詞，實際是在貶低他。就是說，詩人不僅在諷刺莊公，也在貶低叔段——二人是“兄不兄，弟不弟”的反面典型！

《穀梁傳》作者解釋經文“鄭伯克段於鄢”時說：“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弟之道矣。賤段而甚（甚，這裏的意思是認為鄭伯太過分——筆者注）鄭伯也。何甚乎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穀梁傳》可謂得《大叔於田》詩人之心。中國古典政治以禮義教化，德治為先。鄭莊公不能教化自己的弟弟，反而以退為進，陰謀滅掉弟弟，所以時人對其多有譏諷，《詩經》中連續兩篇收入內容相近、主旨相同的詩，可見聖人用心良苦！

在西方學術壟斷知識界，國人安身立命的經學經典陸沉之日，我們當知教化對於國家認同的核心意義！

經文：

叔於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於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叔於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雁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禦忌。抑罄控忌，抑縱送忌。

叔於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語譯：

大叔打獵又出發，威風英武駕四馬。手握馬韁如絲組，驂馬追隨如起舞。大叔打獵在林藪，火把齊舉圍獵物。赤膊空拳打老虎，老虎獻到莊公處。我請叔呀別大意，提防老虎傷到你。

大叔打獵又出發，四匹黃馬御手駕。兩匹服馬首高昂，驂馬緊跟如雁行。大叔打獵到林藪，火光飛揚圍獵物。大叔善射百發中，駕車他是好御手。策馬飛奔或急停，時而射箭時而追。

大叔打獵又出發，四匹花馬跑不停。中央服馬並頭行，兩邊驂馬如雙手。大叔打獵在林藪，火把熊熊圍獵物。大叔乘馬慢下來，禽獸漸少箭發少。打開箭筒放入箭，收弓入袋往回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