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本詩的歷史背景是“鄭伯克段於鄢”，由於這則故事不僅被載入《古文觀止》，還被收入高中語文課本，所以它廣為人知。

鄭莊公戰勝其同母弟段的戰爭發生在魯隱西元年，西元前722年。《左傳·隱西元年》詳細記載了事件的始末：鄭莊公名寤生，其母武姜因其難產而不喜歡他，獨寵少子段。多次請求武公立叔段為繼承人。及莊公繼位，武姜為段請封制地，莊公以制這個地方危險為由婉拒，最後將它封到了京邑。

按照周代大一統國家的法律規定，國內最大的城邑不能超過國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能超過它的五分之一，小的不能超過它的九分之一。因為城邑過大，有成為割據勢力的危險，所以鄭國大夫祭仲（祭仲，祭，音zhài，即詩中的仲子——筆者注）勸莊公說：“都城過百雉（雉，古代城牆長一丈，寬一丈，高一丈為一堵，三堵為一雉——筆者注），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

祭仲所說的“先王之制”，是我們直到今天都必須堅持的大一統國家制度，其核心原則是“建中立極”，維護中央權威，建構穩定的國家政治重心。

對於這樣大是大非，生死攸關的問題，莊公卻以母親的意願為理由拒諫。他不是預先教化弟弟，而是任其野心膨脹，養虎為患，終於釀成段謀反、同室操戈的慘劇。他對祭仲說：“母親姜氏想要這樣，我怎能躲開這種禍害呢？”祭仲回答：“姜氏哪有滿足的時候！不如及早處置，別讓禍根滋長蔓延，一旦滋長蔓延就難辦了。蔓延開來的野草還不能剷除乾淨，何況是您受寵的弟弟呢？”莊公說：“多做不義的事情，必定會自己垮臺，你姑且等著瞧吧。”《左傳·隱西元年》：“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厭，滿足——筆者注）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對於莊公這種因私害公，重親情而輕大義，最終導致兄不兄弟不弟，母不母子不子的行為，《左傳》的作者評論說，《春秋》記載：“鄭伯克段於鄢”。這裏稱“段”而不稱“弟”，是因為段不守為弟之道，國家最後出現了兩個中央，如兩個君主，所以稱‘克’；稱“鄭伯”而不稱兄，是諷刺莊公未盡教誨之責；說這是“鄭志”，意指此事實出自鄭莊公的本意。經文不寫“出奔”，因為史官難以明言其中隱情。《左傳·隱西元年》：“書曰：‘鄭伯克段於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大一統，建立穩定的政治重心是國家治理的基礎。東西南北中，領導核心要管一切。政治和教化的統一更是大一統的重中之重，所以《左傳》特別提及鄭伯失教——今天我們一些學者堅持認為現代化即西方化，只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理論才是先進的，才能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種明目張膽的“政教分裂”極其危險！

《毛詩序》指出，《將仲子》這首詩，是諷刺鄭莊公的。他因無法阻止母親武姜的偏私，縱容弟弟段走上邪路，最終釀成禍患。大臣祭仲勸諫鄭莊公約束其弟，但鄭莊公不聽。正是因為不忍心違背母親的意願，故意放縱弟弟，才導致了後來段的叛亂。“《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小不忍必亂大謀，在關係國運的重大問題上，我們一定要早作決斷！

經文：

將仲子兮，無逾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逾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逾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語譯：

仲子仲子聽我講，莫要跨牆進里巷，莫把我家杞柳傷。豈能私心只顧愛，我怕父母把我怪。仲子有話你莫講，父母之言不敢忘，我敬父母怕責怪。

仲子仲子聽我言，莫要跨進我圍牆，莫要折斷我家桑。豈能私心只顧愛，我怕兄長把我怪，仲子有言你莫講，諸兄之言不敢忘，我敬兄長怕責怪。

仲子仲子聽我說，莫要跨進我園牆，莫把我家檀樹傷。豈能私心只顧愛，我怕眾人多閒話，仲子有言你莫講，只是眾人閒話多，我怕閒話來中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