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翟玉忠 蔡青 發布時間: 2025-03-23
經義:
“本典”,就是根本大法的意思,據《周書序》,周公還政成王以後做了太師,告訴成王要以“五則”為行為規範,因此作了《本典》。“周公為太師,告成王以五則,作《本典》。”
《本典》與夏商周三代的治國大法《尚書·洪範》多有相通之處,說明其資料來源可能相當古老。“五則”同《洪範》五行、五事一樣都是“以五為紀”,只是德行具體內容不同;文中也提到執政者當為民之父母;還明確提到“《洪範》八政”,這在先秦古籍中並不多見。從《本典》中我們也能看到《尚書·洪範》對三代政治生活巨大的影響力。
本篇再次告訴我們,“明德”的本義並非如宋明理學家所說的“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朱熹《大學章句》),明德就是昌明的治國理政善法,昌明的德行,描述的不是內在心性。理學家們對先秦元典內聖化、佛性化的理解是對聖賢本義的嚴重誤讀。作者說五種德行在國中興盛流行就是“明”。周公告訴成王,能求取賢士的,是智慧;能給予百姓利益的,是仁愛;能受理好人民訴訟的,是道義;能糾正百姓過失的,是厚德;能為民甘冒危險的,是勇武。智慧之君吸引智慧之士,仁愛之君吸引仁愛之士,道義之君吸引道義之士,厚德之君吸引厚德之士,勇武之君吸引勇武之士——國中興盛這五種德行,稱為“明”。文中說:“能求士者智也,與民利者仁也,能收民獄者義也,能督民過者德也,為民犯難者武也。智能親智,仁能親仁,義能親義,德能親德,武能親武,五者昌於國曰明。”(佚文據諸本補)
智、仁、義、德、武這五種德行,全是從治國理政的具體措施來定義的,與後世的內聖化的仁、義、禮、智、信“五常”大不相同。它告訴我們,早期的德行都是具體的,是講如何腳踏實地為人民服務,包括選舉、經濟、法治、社會、軍事諸方面,這才是德行的本質——德行絕非後世空泛的道德說教!
“五則”中一個重要的,卻常被後世輕視的德行是“武”,那種在國難大災面前,為人民、為他人挺身而出的,就是武。宋以後國人柔弱不武,不就是因為缺乏這種武德嗎?
孔子有句名言:“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代文武本來是不分家的,周公、孔子都是文武兼備的大聖人。唐代以前官員中文武並沒有明確的分途,士人不乏文武兼備、出將入相者。只是在宋代,才形成了“崇文抑武”的政治文化。太宗朝以後,文臣逐漸掌握了政權的方方面面,武將被認為是導致禍亂的潛在威脅,地位越發降低,最終在北宋中葉形成了“以文制武”局面。宋朝的樞密院是國家最高軍政機構,長官為樞密使。從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年)到北宋滅亡(1127年),文官完全執掌樞密使竟達71年之久。在這種“重文輕武”的政治生態下,還有多少人願意去“為民犯難”!“一方面,文臣不願換為武職,如慶歷年間,邊防吃緊,宋廷曾鼓勵文臣換武職,但應者寥寥,即便是皇帝指定,也往往為文臣所抵制。另一方面,武臣或將門子弟千方百計換授文資,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武學博士何去非,蘇軾稱他‘雖喜論兵,然本儒者,不樂為武吏’。”(黃樸民、魏鴻、熊劍平:《兵家學派研究》,商務印書館2023年版,第127頁)
宋代最後全境亡於外族之手,不得不說與其柔弱不武的世風高度相關。武德關係國運之興衰,我們不能不大力提倡!
經文:
周公再拜稽首,曰:“
王拜曰:“允哉!
語譯:
時在四月中下旬,成王在東宮,召見周公道:“嗚呼!我曾聽先父武王講,不懂就問,不會就學,即使資質平庸,也能永無困惑。如今我對造福天下的準則、政令教化的實施、養育百姓的方法,以及禮樂文明的起源仍不甚明瞭。不是我不思索,只是思而未得,所以來求教伯父。”
周公叩首再拜,說道:“我曾聽先父文王講,能求取賢士的,是智慧;能給予百姓利益的,是仁愛;能受理好人民訴訟的,是道義;能糾正百姓過失的,是厚德;能為民甘冒危險的,是勇武。智慧之君吸引智慧之士,仁愛之君吸引仁愛之士,道義之君吸引道義之士,厚德之君吸引厚德之士,勇武之君吸引勇武之士——國中興盛這五種德行,稱為“明”。五種德行昌盛就能識人才,德行高尚能聚人才,萬物皆能為我所用的稱為帝。帝心向土地人民,是為守本;本立而生萬物,是為天下;天下循常有度,是為至德。至德照耀於天,百姓皆受其聲威。善惡均有防備,民眾無不戒懼。賢君修道進德,德政流行社會就有誠信,社會誠信民眾才會安寧。威嚴而不失中道,民眾就沒有邪惡。百姓精通農桑之道國家就富強,欲使社會知恥有序必先鞏固農業生產。均平利益則民心安定,材用相資則民生豐足,崇德重教則民風禮讓。養育並使之安樂,是盡慈母之責;以政教引導並成就之,是盡嚴父之責。以嚴父慈母的擔當施之於民,是仁慈之極。古代的聖王便以行此仁政為樂。士分九等各盡其才稱為“才聚”,人循八政各守其職稱為“禮治”。士人們學有所用,各盡其職,充實而安樂。所以擊鼓以彰顯樂教,起舞以顯明禮教,歌唱以體察和美。政教和諧統一,君主之位自然穩固。”
成王拜謝道:“說得太好了!我雖淺薄愚鈍,必謹遵教誨,以之為治國根本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