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文明的浩瀚長河中，經學如同一座巍峨的山峰，靜靜地矗立在蒼茫歷史之中。它不僅是時間的見證者，更是聖人為萬世立法的智慧結晶。然而，隨著近代學術的轉型，這座山峰逐漸被學術塵埃所覆蓋——從“聖人之法”轉變為“史家之史”，由“法”而“史”。

將經學視為史學，實為顛倒時空，反客為主。因為漢代以前無獨立史書一類，史書本為經學的分支。在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中，司馬遷的《史記》仍位居經學的春秋類。漢以前無史書類，源於西周王官學的經何以能成為史！

由“法”而“史”，這一轉變導致經學的淪亡，而古文大師章太炎竟是經學陸沉的前驅者！他當年將六經視為史籍，將孔子視為良史，本想對抗神秘化、宗教化的今人經學，不料卻被學人亂用，終致經學的史料化以及經學本身的瓦解，陳壁生先生形象地稱之為“以歷史記載瓦解價值”。他回顧了章太炎的經學觀後痛心地寫道：“在經學史上，對‘經’、‘儒’、‘素王’諸關鍵字的理解，決定了對經學大方向的認識。章太炎解釋這三個概念，都以‘歷史’的眼光，縱橫其博聞多識的才華意氣，追究其本意，臚列（臚列，lú liè，意思是羅列，列舉——筆者注）其歧義，結果不是使其意旨大明，而是使其價值全失。”【1】

1、章太炎的承上啟下與經學的史料化

章太炎，這位近代中國學術史上的巨匠，站在經學與史學的交匯處，承上啟下，試圖為經學找到一條新的出路。他將六經視為史籍而非萬世常法，將孔子視為良史而非立法聖賢。儘管除了《春秋》為魯史外，其他五經皆非史書。如《尚書》是三代的號令、檔；《詩經·國風》則是周代的輿情彙編。至於《易》，更是公認的卜筮之書，只有經孔子闡發義理，才成為“易經”。而章氏卻牽強附會說：“惟有《易經》似乎與史不大相關，殊不知道，《周禮》有個太卜的官，是掌《周易》的，《易經》原是卜筮的書。古來太史和卜筮測天的官，都算一類，所以《易經》也是史。”【2】

章太炎“經即史”的觀點在當時如同一股清流，試圖沖刷掉康有為等人加諸經學的神秘宗教色彩。然而，這股清流最終卻匯入了渾濁的江河，被後人濫用，導致經學的史料化。

章太炎懂得經學是中華民族不朽的文化基因，是聖人將古老檔案詩文提煉而成的華夏政治共同體之大章大法，足以垂範萬世，使我們的文化模式、身份認同代代相傳。1935年，章太炎發表了《論讀經有利而無弊》的講演，從開篇主旨能看出他對經學現實意義的理解：“居今而言讀經，鮮不遭淺人之侮，然余敢正告國人曰：‘於今讀經，有千利無一弊也。’茲分三段論之。一、論經學之利；二、論讀經無頑固之弊；三、論今日一切頑固之弊，反賴讀經以救。”【3】

晚年，面對自己曾經的“六經皆史”言論，章太炎心中充滿了無奈與悔恨。他在給柳詒徴的信中寫道：“前聲已放，駟不及舌，後雖刊落（刊落，意思是刪除或刪削文字——筆者注），反為淺人所取。”【4】這句話如同一聲歎息，回蕩在歷史的走廊中，訴說著他對經學史料化的深深遺憾。

經學的史料化，直接導致經學之魂義理（經義）的消亡。經學不再是判斷對錯、是非的標準，而蛻化為歷史研究的對象。這種買櫝還珠式的轉變，使得經學失去了作為聖人之法的本來面目，淪為史學的附庸。

以致直到21世紀的今天，我們還不能在學術上說清何謂中國特色與中國模式——過去百年經學的史料化，是中華文明的巨大災難，遠甚於秦始皇焚詩書、坑術士——秦朝燒毀民間詩書，官府尚多留存；誅殺騙人術士，大儒尚列博士。

2、經學作為聖人之法的歷史淵源

經為常法，不是普通古書。這是因為經學作為聖人之法，不是由哪個聖人、哪個皇帝決定了，而是中華5000年文明自然演化的產物，其淵源可以追溯到中華文明的早期。比如《尚書·洪範》這樣的鴻篇巨制，歷經夏商周三代，始終是治國理政的根本指南。今天，我們要理解中國超越西方黨派政治的國家組織和政治結構，仍離不開它。【5】

西周時期，國家用先王傳下來的《詩》《書》《禮》《樂》培養人才，是當時大學學生必修的四門功課。《禮記·王制第五》說，春秋兩季教以《禮》《樂》，冬夏兩季教以《詩》《書》。“樂正（樂正，猶今天的大學校長——筆者注）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春秋以後，《詩》《書》等經學經典的作用更為突出。例如，西元前550年（當時孔子只有一歲），太子晉反對其父周靈王築堤攔截谷水，他將《詩》《書》同“前訓”“民之憲言”並列，這裏的“憲言”，指合乎禮法的言論。《國語·周語下》：“咨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則皆亡王之為也。”這表明當時經學定位了社會價值。

今天我們讀漢以前的古籍，常常看到先賢引詩以證理。典型的就是《韓詩外傳》，大體每一節後，都引詩以總結整篇的道理。顯而易見，經學作為聖人之法，不僅是歷史的記錄，更是中華文明的大經大法、天下之公理。它承載著中國人對宇宙、社會、人生的深刻思考，是中華文明核心價值觀念的反映。

也因此，經學的價值，不僅在於其歷史性，更在於其超越歷史的普遍性！

3、經學作為中華文明基因的現代表達

現實是歷史的因革損益，這是東西方共同的歷史規律。1938年，毛澤東在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作題為《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他明確指出“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6】

即使如1789年開始的、影響歐洲和世界歷史極其深遠的法國大革命，其巨大的歷史變革也是在舊制度基礎上進行的。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前言中這樣寫道：“1789年，法國人敢於直擊自己的命運，試圖斬出一道鴻溝截斷過去與將來，這種大膽的做法從未有任何人民敢於嘗試，他們也因此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在我看來，他們在這項特立獨行的事業中所取得的成就非常有限，完全沒有達到人們所想像的那樣和他們所預期的那樣。在這場使得舊制度完全顛覆的大革命中，一些舊制度的情感、風俗習慣以及思維方式被他們不知不覺地繼續沿用——對於這一點，我十分確定。雖然他們一直極力避免一切有關舊制度的東西，但是他們在建立新社會的大廈的時候卻又不可避免地用到一些舊制度的磚頭瓦礫。”【7】

同樣，中華文明的現代轉型，也是在經學文化基因的基礎上進行的。

把握普通歷史規律，從舊制度的深層內因去理解一場革命，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理解中國近現代的大轉型之路。無論世人是否承認，經學都是中華文化的源頭，中華文明的基因。改革開放和21世紀的中國，仍是這種經學文化基因的時代表達。【8】

所以，我們欲理解今日之中國特色，就必須知曉昨日之發展道路；我們欲說清楚今日之中國模式，就必須弄明白昨日之文明大法。所有這一切都要求我們：走出經學史料化陰影，恢復經學“萬世法”的本來面目，回歸中華魂！

經學不朽！因為過去5000年的中國史證明，經學中蘊含的真知是永恆的……

注釋：

【1】陳壁生：《經學的瓦解》，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50頁。

【2】章太炎：《經的大意》，收入趙四方編：《章太炎講經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3】章太炎：《論讀經有利而無弊》，收入趙四方編：《章太炎講經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4】章太炎：《與柳詒徴》，《章太炎全集·書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72頁。

【5】翟玉忠、傅金財：《中國人的政治教科書〈今文尚書〉》，華齡出版社2024年版，第171-197頁。

【6】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收入《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29頁。

【8】翟玉忠：《經學-黃老是理解“中國特色”的關鍵》，收入翟玉忠、付金財：《中國人的政治教科書〈今文尚書〉》，華齡出版社2024年版，第399-4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