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賢能共治，德才兼備的賢能之士共同參與社會治理是中國政治文化的底色。賢能共治包括兩個相輔相成的層面，一是國家積極主動地招賢納士，二是賢能之士樂於獻計獻策，貢獻國家。

衛文公時代可謂賢能共治，所以有《干旄》之作。干旄是一種頂部飾有旄牛尾的旗子，是卿大夫所使用的儀仗。卿大夫帶著儀仗，代表國家深入基層去見賢者，何其莊嚴肅穆，鄭重其事。賢者當然願意盡心竭力。

詩即史。在《鄘風》之《蝃蝀》篇中，先講衛文公以道化民。接下來的《相鼠》中，衛文公又正其群臣。至《干旄》篇，我們看到經過衛文公的治理教化，在位臣子禮賢下士，廣聽善言，賢人君子也願意忠心事上。《毛詩序》云：“《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對於《干旄》，西漢毛亨與東漢鄭玄的解釋略有不同，但區別只在內容上，對於賢能積極參與政事的主旨二人理解是一樣的。《毛傳》認為，這首詩是說衛國臣子多好善，所以賢者願意提出好的建議。詩的三章都是在講賢者願意提出自己的治國理政之道。《鄭箋》認為詩的三章前四句都在講文公臣子乘著馬，帶著旌旗儀仗，多次到浚邑訪賢者，這是樂聽善言之舉。賢者見到如此好善的卿大夫，願意提出有價值的政策建議。《毛詩注疏》云：“毛以為，此敘其由臣子多好善，故賢者樂告以善道。經三章皆陳賢者樂告以善道之事。鄭以三章皆上四句言文公臣子建旌乘馬，數往見賢者於浚邑，是好善。見其好善，下二句言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對於“素絲紕之，良馬四之”，《毛傳》和《鄭箋》的理解也有區別。《毛傳》認為，這是以編織和駕車為喻，說明治民之法。而《鄭箋》認為，素絲是縫製旌旗上的裝飾用的，或者是用素絲連接旗干和旄牛尾。浚邑的賢者一看到旗幟飄揚，就知道卿大夫來了，因為卿大夫已經來了多次，也認識他們所乘之馬了。《鄭箋》：“素絲者，以為縷以縫紕旌旗之旒縿，或以維持之。浚郊之賢者，既識卿大夫建旄而來，又識其乘善馬。四之者，見之數也。”

似乎《毛傳》更符合詩義。因為古人常以駕車比喻治國。孔子評論周初德政時，引用《鄭風·大叔於田》的“執轡如組，兩驂如儛”，也認為這是在講治道。他說《鄁詩》（鄁，即“邶”，《大叔於田》不在《邶風》，這裏有誤——筆者注）中有：“手持韁繩如同編絲帶，條理分明。馬兒奔跑像在舞蹈，有條不紊。”這首詩的作者懂得治道！編織絲帶的人，這頭彙聚絲縷，那頭就織成好看的紋路。就是說在近處有所作為，就能影響深遠。以這種方式來引導民眾，哪有不受教化影響的呢？《孔子家語·好生第十》：“《鄁》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儛。’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政乎？夫為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執此法以禦民，豈不化乎？’”而且接著孔子便提到了《干旄》：“《干旄》之忠告，至矣哉！”

賢能政治首先要取消按資排輩，官僚主義，國家以實際行動崇尚賢能，唯才是舉。這樣賢能才有施展才能的空間。衛文公中興衛國，刷新了衛國的政風。當時的衛國，從浚郊到浚都到浚城，到處都飄揚著好善禮賢的旗幟，賢能之士處處能夠見到。《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說：“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百姓歸焉。”衛文公治下的衛國大概就是這樣吧。

西元前501年，鄭國執政駟歂（駟歂，sì chuán，又叫子然——筆者注）殺了鄧析，卻用了他的竹刑，顯然和鄭文公君臣求賢之道相差太遠了，所以《左傳》評價其不忠於國家。不知尊賢，只用人家的思想，何以招攬賢才，天下歸心！《左傳·定公九年》評論說：“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棄，不責備，不懲罰——筆者注）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

經文：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語譯：

牛尾旗子高高飄，人馬來到浚邑郊。素絲編成禦馬繩，治民猶如禦四馬。那位忠順卿大夫，以何善言來相奉？

鷹飾旗子高高飄，人馬來到浚城邑。素絲連成禦馬繩，治民亦如禦五馬。那位忠順卿大夫，以何建言來相予？

羽飾旗子高高飄，人馬來到浚都城。素絲結成禦馬繩，治民亦如禦六馬。那位忠順卿大夫，以何善道來相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