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營建東都洛邑是周人建國初期最重要的戰略舉措之一。從武王開始，周公、召公等重臣皆參與其中。為何必須建立東都，因為周人興起於西部邊陲，如果從故地宗周治理天下，對於統治東部地區可說是鞭長莫及，所以建國後要立刻建立東都。東漢鄭玄看到了這一點，他注《今文尚書·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說：“岐、鎬處五嶽之外，周公為其於政不均，故東行於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唐代賈公彥《周禮注疏·天官塚宰第一》注引）

鄭玄所說的“岐、鎬”，指岐山、鎬京這些周人故地。“於政不均”，主要是因為周人故地不居天下之中，不利於向各地諸侯徵收貢賦。同時，建立都城還要考慮既有充足水源，又不至於被淹，水陸交通方便且易於防守。這些條件成周洛邑都具備。牛鴻恩教授寫道：“據《尚書·洛誥》記載，成周建於洛水之北，郟山之南，在澗水東，瀍水兩岸。郟山，即今北邙山，在河南洛陽北。這裏北靠黃河、郟山，南靠洛水，便於防守。澗水、瀍水和洛水會合，水源充足，足以供應各方面需要。水、陸交通都比較便利，便於徵收貢陚。便於和西都鎬京及四方諸侯聯繫。”（牛鴻恩：《新譯<逸周書>》，臺灣三民書局2015年版，第365頁）

《管子·乘馬第五》開篇專論“立國”，可以說是古代營建都城的理論總結，顯得十分珍貴。作者指出，凡營建都城，不把它建立在大山之下，就要將它建在大河附近。高不可使之乾旱，以便保證水源充足；低不可近於水邊，以節省修築堤防的費用。要依靠天然環境，憑藉地勢之利。所以，城郭的構築不必拘泥於合乎方圓的規矩，道路的鋪設也不必拘泥於平直的準繩。“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今天讀來，周朝營建都城的經驗對我們仍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在周人看來，營建王都是地理上的“建中立極”。在追述西周政制的《周禮》中，除了早佚的《冬官》，其他五官開篇都有“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一語，意思是說，王建立國都，辨別方向並確定宗廟和朝廷的位置，劃分都城與郊野的界限，分設官職，用作治理民眾的重心。

除了營建國都的理念，周初分業定居，根據不同職業劃分居住地、“俾無交為”的作法也在後世產生了很大影響。據《管子·小匡》，齊桓公時定民之居，使士、農、工、商四民不相雜處，分區居住。

由於洛邑還沒有被考古學家發現，所以學者們只能根據《作雒》等資料復原其基本佈局（如下圖）。至於本文末提到的輝煌建築裝飾，早已消逝於歷史的迷霧之中。

圖片來源：黃懷信等：《逸周書匯校集注》（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41頁。

經文：

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百里。南系於洛水，北因於郟山，以為天下之大湊。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為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農居鄙，得以庶士。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凡工賈胥士臣撲，州里俾無交為。

乃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諸受命於周，乃建大社與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亹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燾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為土封，故曰受列土於周室。

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複格、藻棁。設移、旅楹、舂常、畫旅。內階、玄階，堤唐、山廧，應門、庫臺玄閫。

語譯：

宮城邊長七百二十丈（三里），內城邊長九里，外城邊長二十七里。南側以洛水為屏，北側以郟山為靠，以此作為天下的大都。劃分郊區甸服，邊長六百里，連通西邊故土合計千里。分成一百個縣，每個縣有四郡，每個郡有四鄙。大縣築城規模為王城三分之一，小縣築城規模為王城九分之一。築鄙的規模不超百戶，以便於農業生產。農夫居住在鄙，以庶士來領導教化。庶士居住在國和家，以公卿大夫來領導教化。所有工匠、商賈、衙役、庶士、家臣、奴僕，讓他們在各州各里分別居住，各司其職，不相混亂。

又在南郊設立祭壇，用以祭祀上天，同時配享后稷、日月、星辰、先王，一併祭祀。分封社稷班次，諸侯承接天命於周王，要在都城中建立大社。社壇的東面是青土，南面是赤土，西面是白土，北面是黑土，中央覆蓋黃土。要立諸侯的時候，鑿取其所在方位一邊的土，用黃土包上，放在白茅之上，以此作為分封的象徵，所以說從周王室受封叫作裂土。

又在都城中建立五種宮殿，包括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都設有四角曲簷、放置禮器的土臺。還有重梁、兩廡、欄杆、雙鬥、彩柱。大堂旁有小屋，有排柱，藻井畫有日月，門上橫樑也繪彩。殿基上鑿出的臺階塗成黑色，中庭路面高起，牆上畫有山雲，正門和內門高臺都是黑色門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