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毛詩序》說，本詩讚揚夫人多恩惠，不妒忌諸侯其他地位較低的妾。這些妾按照禮法規定和諸侯同房，懂得自己與夫人貴賤不同，因此也能盡心以事夫人。“《小星》，惠乃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禦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鄭玄注：“以色曰妒，以行曰忌。命，謂禮命貴賤。”

但通觀全詩，我們看不到後宮生活的場景。文中提到“抱衾與裯”“夙夜在公”，顯然是描寫士大夫工作的艱苦和努力。因為諸侯國，即使低賤的妾，也不可能大晚上帶著被子和床帳去侍寢。所以宋代學者洪邁認為，這首詩是寫使者遠行、日夜兼程，不敢怠慢君王的命令。其主旨與《殷其雷》相類似。《容齋三筆·卷第十·小星詩》：“且諸侯有一國，其宮中嬪妾雖云至下，固非閭閻（閭閻，lǘ yán，原指古代里巷內外的門，後泛指平民百姓——筆者注）賤微之比，何至於抱衾而行？況於床帳，勢非一己之力所能致者，其說可謂陋矣。此詩本是詠使者遠適，夙夜征行，不敢慢君命之意，與《殷其雷》之指（指，通“旨”，主旨的意思——筆者注）同。”

齊詩也認為《小星》主人公是士大夫，與韓詩同。多傳齊詩遺說的《焦氏易林·未濟之屯》有：“西多小星，三五在東。早夜晨行，勞苦無功。”《焦氏易林·大過之夬》有：“旁多小星，三五在東。早夜晨興，勞苦無功。”

《韓詩外傳》讚揚曾子為孝養父母，能夠守經達權，在政治不清明的時代仍堅持出仕，並引用《小星》“夙夜在公，實命不同”一語，說明士大夫的時機命運與出仕之道的關係。事情是這樣的：曾子在魯國莒（莒，音jǔ，今山東省日照市莒縣一帶——筆者注）邑做官時，有三秉粟子的俸祿，當時因為他父母健在，所以曾子看重俸祿，不管擔當的官職是否適宜；父母死後，齊國請他去做宰相，楚國請他去做令尹，晉國請他去做上卿，這時曾子更重視他自己的志向，相對而言不再看重俸祿。一個人有才學道德，不肯出來拯救國家的危亂不可以和他談論仁道；讓自己窮困而使父母過著貧苦的生活，這種人不能和他談論孝道。肩負重擔走遠路的人，不等選擇舒適的地方才休息；家裏貧窮，父母親年老的人，不等選擇適當的職位去做。所以說君子做事要切合時宜，抓住當務之急。古書上說：沒有遇到政治清明的時候，出來做官能竭盡心力。被人所用但不參與事情的謀劃，這是因為家裏貧窮的緣故。《詩經》上說：“從早到晚都為公，感歎時命有不同。” 《韓詩外傳·卷一》：“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秉，古代容量單位，十六斛為一秉——筆者注）。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橋褐（橋褐，同“揭驕”，急忙奔赴之意——筆者注）趨時，當務為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為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民國時期是中國文化天崩地裂大變革的時代。胡適等學人開始將中華核心經典去神聖化、史學化，乃至庸俗化。經學作為指導國人安身立命的千秋大法被全盤否定。1925年9月，胡適在武昌大學題為《談談<詩經>》的講演中明確指出：“從前的人把這部《詩經》都看得非常神聖，說它是一部經典，我們現在要打破這個觀念；假如這個觀念不能打破，《詩經》簡直可以不研究了。因為《詩經》並不是一部聖經，確實是一部古代歌謠的總集，可以做社會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萬不可說它是一部神聖經典。”（胡適：《談談<詩經>》，《胡適文集》卷五，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否定經學就是否定經數千年驗證的正確價值觀念，大道—— “離經”必然“叛道”。胡適解釋《詩經》簡直到了荒唐的地步，他竟然說《小星》是描述妓女陪客的情形。“《嘒彼小星》一詩，好像是寫妓女生活的最古記載。我們試看《老殘遊記》，可見黃河流域的妓女送鋪蓋上店陪客人的情形……我們看她抱衾裯以宵征，就可知道她的職業生活了。” （胡適：《談談<詩經>》，《胡適文集》卷五，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西周禮樂文明的精華《詩經》在民國學人眼中成了青樓文學——這是對文明的背叛，是蓋著學術遮羞布的野蠻！

經文：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

肅肅宵征，夙夜在公。

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 維參與昴。

肅肅宵征，抱衾與裯。

寔命不猶。  

語譯：

天上小星微光瑩，三五大星亮在東。

急急忙忙趕夜路，從早到晚都為公，感歎時命有不同。

天上小星微光瑩，參星昴星亮晶晶。

急急忙忙趕夜路，抱著被子和床帳，感歎時命不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