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8月24日下午，《中國人的政治教科書<今文尚書>》新書發佈會在北京市海澱區花園路2號牡丹科技大廈彼岸書店舉行。這是北京語言大學白雲真教授在會上的發言。

21世紀中國強起來，必然意味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復興，正在開創包括政治文明在內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愛新覺羅·毓鋆老師說，“現在已經沒有人敢打中國了，應該要好好下功夫整理中國文化了。不能走餘英時之流的路子講中國文化”，也期許“真有大志者，必須重新整理中國文化。”

翟玉忠先生曾被南懷瑾先生曾感歎而稱之為“中國文化後繼有人”，勇擔重任，以“大六經工程”重新整理中國文化，以樹什麼旗，走什麼路的方式確立中國文化自信的學術路線問題，按經學的內在理路整理中華文化，不僅遵循南懷瑾先生所言的經史參照，也注重經子參照，以中解中，以中釋西，避免歷史上以儒解經，以佛解經，以西解經的錯誤學術路線，揭示出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之別，返回周孔之道而非孔孟之道的中華文化主體，開中國學術話語權之新。

翟先生及其團隊秉承孔子述而不作，刪定《六經》而垂世立教的學問精神，致力於明道教世的萬世教科書的“大六經工程”，將經學大眾化、時代化，為當今學人與學子守正中華文明正道、正統提供了範例與榜樣。對此，翟先生指出，“經學是中華文明的教科書，需要人人去研習，絕非少數學人象牙塔中的雅好。”

翟先生將“大六經工程”整理的第一部經書定為《今文尚書》，直奔中國古代政治文明，有助於理解與推進中國式政治現代化以及人類文明新形態所內含的政治文明，築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被稱為“政事之紀”、“政書之祖”的《尚書》，最早書名為《書》，又稱《書經》。翟先生等在此書中正本清源，並不再將《尚書》視為“儒家經典”，而是諸子百家政治智慧的源泉，意識到“以儒解經”的學術陷阱。《尚書》主旨為尚德授賢的政治文明精神，體現了中國本土政治學問體系，即內聖外王的道術知識體系——並不是威權或專制的體系，是道名法而非儒釋道。

執兩用中的辯證法在此書中靈活運用，陰陽對立統一，相生相剋之義處處可見，如本末並重，政教統一，德刑並用，王霸雜用。“政治倫理道德要求社會治理者執兩用中，踐行中道，該寬則寬，該嚴則嚴，一般時候寬嚴適中。”執兩用中的關鍵在於時用，適當，相宜，然而儒家往往大談仁義禮智，空談仁政王道，片面強調教化而遠離中道，致使儒家道德泛化，從而國勢衰敗。尤其是孟子性善論背離中道，偏執一端，不幸在宋以後成為主流觀念，致使中華文化轉向內在德性，流弊盡顯。

接下來，中國學者應借鑒西方政治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分類而對《尚書》等經學子學所涉及到的中國式實質性議題社會科學化，揭示出多重因果關係。如《管子•立政》所言，“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對此，研究者需要圍繞道德，事功以及能力三個維度建構解釋或治或亂的根源的實踐性知識體系。福柯言稱，“學科構成了話語生產的一個控制體系”。由此，中國式社會科學需要避免西方社會科學中牛頓的經典科學觀以及笛卡爾的二元論以及絕對分離的學科分野，反而需要以陰陽辨證的科學觀以及體用論為根本遵循。唯有如此，中國式社會科學才有可能擺脫西方社會科學學術話語生產的控制體系，建立中國學術話語體系。

當然，“在全球化的21世紀，義理，理論話語權的建設不能閉門造車，需要不同文明的互鑒”。可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第二個結合”為切入點。一般而言，學者們比較注重以儒家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然而翟先生為大家思考“第二個結合”獨闢蹊徑，強調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主軸經學-黃老（法家）相結合。“只有在貫通經子，超越諸子的基礎上重建中國古典政治經濟體系，才能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機整合”。

翟先生將經義的詮釋置於中西學術譜系之中，尤其是中國歷史性實踐的經驗與教訓之中。不再停留在故紙堆裏，而力求古為今用。當然文中“理性”、“普世”等概念容易受到西方概念內涵的干擾，某種程度上不利於中國本土學問體系的表述。儘管對此書粗略的理解與敘述是蒼白的，無法體現此書豐富的內涵與深邃的內容。

但願大家真正閱讀起來，不斷體會玩味，從中領悟中華政治文明的道統、政統。以此與大家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