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8月25日上午，六經書院2024年度工作會議在北京市東城區泓晟國際中心二樓會議室召開。這是大《六經》工程總編輯翟玉忠老師作的主旨報告。

理論與現實的巨大落差已成為我們時代的突出問題。

在現實層面，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今日之中國是國際社會舉足輕重的力量。但在理論和話語權層面，長期以來，我們卻始終處於西方話語光譜負面的一端，代表“政治不正確”。西方是民主、自由、市場經濟的，中國則被扣上了威權、專政、國家資本主義的大帽子。

在政府的政治話語體系之外，哲學社會科學界企圖用本土話語解釋當代中國，但目前還沒看到真正有解釋力的理論體系出現——更有甚者，有些學者拼湊假大空的口號標榜自己的“學術成果”，這種放棄知識份子基本道德與社會責任的“媚臣”做法，令人不齒！

為何會造成這種局面呢？

因為中國大學和研究機構的主流學術仍是西學，中國政府主張中國式現代化，但學界仍沿著過去一百多年西學化的慣性前行，學界的西學化與政府的“中國式”南轅北轍，這是我們在理論上嚴重滯後的深層次原因。

以經濟學為例說明這一點。

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既擺脫了蘇聯式計劃經濟，又沒有走向西方私營企業主導的市場經濟。當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遠遠超過了西方經濟學教科書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理論框架。它是計畫與市場、公有與私有、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共存。《求是》雜誌社張宇研究員最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歷史性貢獻》一文中寫道：“馬克思認為，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設想社會主義條件下可以搞市場經濟，更沒有設想社會主義條件下可以存在資本、發揮資本的作用。改革開放後，我們突破了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對立、與資本相對立的傳統觀念，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創造性地提出公有資本的範疇，提出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提出發揮各類資本的積極作用。”【1】

按西方典型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計畫與市場、公有與私有、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是矛盾的，要麼搞社會主義有計畫的公有經濟，要麼搞資本主義自由放任的私有經濟，政府可以在必要的時候干預市場，但不可計畫與市場、公有與私有、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共同發展，因為它們都是二元對立的概念，不能共存，要麼是A，要麼非A，不能既是A又是非A。

但如果我們從陰陽的角度看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會發現上述偶對觀念不是截然對立，而是呈現共存互補的統一性，其中一個呈陽性，居主導、主軸和（質上而非量上的）主體地位，另一個呈陰性，居非主導卻又不可或缺的地位。就如一臺機器，光有主軸傳輸動力是不夠的，還要有副軸配合，否則很難正常運轉。主軸和副軸二者互補，而非互相對立矛盾。

掌握陰陽互系的思維方式，擺脫二元對立這種李約瑟博士所說的“典型的歐洲癡呆症”仍然不夠【2】，我們還要理解基於陰陽思維方式和大一統治道的經濟學理論——中國古典經濟學輕重術。因為輕重術是從具體的層面告訴我們作為政治中心、社會穩定重心的政府干預與市場經濟的關係。

事實上，當代“經濟學”本身就是一個誤區，因為政治與經濟不可或分，市場只能做大蛋糕，卻不能均分蛋糕，不受干預的市場只會帶來導致社會分裂的貧富鴻溝——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分配蛋糕，只能由政府主導。進而言之，“經濟學”只能是政治經濟學！

輕重術的核心經典《管子·國蓄》的作者明確指出，政府的法令不能貫徹執行，社會得不到治理，根本原因是貧富不均。新糧和存糧本來夠用，而人民仍有挨餓吃不上飯的，這是為什麼呢？因為糧食被囤積起來了。君主鑄造發行的貨幣，算好了每人需要幾百幾千的數目，仍有人用費不足，這又是為什麼呢？因為錢財被積聚起來了。所以，一個君主，如不能散開囤積，調劑餘缺，分散集中的財利來調配民眾的花費，即使加強農業，督促生產，在那裏無休止地鑄造貨幣，也只是造成人民互相剝削奴役而已，還哪里談得上國家大治呢！“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饑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並藏也。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不足，分並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強本趣耕，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為治乎！”

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普遍施行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結果是資本精英控制了政治權力，反過來政治權力再支持資本精英的商業利益。這種惡性循環，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後，已經成為西方社會分裂動盪的重要原因。西方有識之士也注意到回歸“政治經濟學”、《國蓄》所說的政府“調通民利”的重要性。曾擔任克林頓政府勞工部長的羅伯特·賴克（Robert Reich）在《拯救資本主義》一書的序言中寫道：“挑戰不僅來自經濟層面，還來自政治層面。我們不能將這兩個領域獨立分開。事實上本書所討論的領域之前被稱為‘政治經濟學’。它研究社會法律和政治制度與一系列道德理念之間的關係，其中如何公平地分配收入和財富是一個中心議題。”【3】

同發展經濟做大蛋糕一樣，分配財富、分好蛋糕同樣是社會的中心議題。2500年前，孔子就曾說“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論語·季氏篇》）今天看來，此言真實不虛！

所以，我們不僅要學會用中國人自己的思維方式和經濟理論解釋經濟現象，還要學會站在中國本土視角去看世界。盲從西方，繼續躺在西方學術溫暖的套子裏，永遠也解釋不清楚中國的現實，更不可能指導中國和世界的未來！

在中國文化中，思維方式和邏輯學屬於“名”的範疇，主要存在於法家經典《管子》中的輕重術屬於法（術）的範疇，公正無私的修養、社會公平正義的價值屬於道的範疇——中華古典知識體系就是道-名-法，內養外用一以貫之的道術！

宋代以來，受源於印度的佛教觀念影響，學界強調從堯舜禹湯到孔孟程朱的道統。這種排他式的“類宗教”觀念十分有害。特別是孟子，他只是儒家的一個派別，歷史上的影響力甚至不及荀子一門，卻成為中國文化的正統。影響所致，中國文化不再是諸子百家爭競的巨流，而變成儒家中一小部分——孟子、程朱理學的涓涓細流，今天，在西學近乎壟斷一切思想學術的形勢下，連所謂“道統”的涓涓細流也要斷了！

我們欲挽大廈於將傾，復興中華文化，只能回歸以經學為源，諸子百家為流的道術。只有真理的力量才能無往不勝，排他性的人為樹立的權威正統只能得意於一時——學術思想不能過度依賴政治強制的力量，這是今人需要特別注意的。

過去20年來，我們以孔門“德行、政事、文學、言語”四科為抓手，貫通經學及諸子百家，恢復中華道術，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今年，我們出版了兩本書，包括文學（經學）的第一本專著《中國人的政治教科書<今文尚書>》，以及政事科的《中國拯救世界：應對人類危機的中國文化》（修訂版）。正在出版過程中的還有《中國名學》和《為人民服務的智慧》（暫定名），前者屬言語科，後者包括德行科和政事科的重要內容，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會長程恩富教授還為《為人民服務的智慧》一書寫了序言，對我們的學術路線給予了高度評價。

2024年是個豐收年，孔門四科的每一科，我們都取得了長足發展。

但我們還應冷靜地看到，西學的力量過於強大，學界主流依然是西方化和西學化。他們表面上也研究中國文化，但實際是按西方學理肢解中華道術。我們不願為虎作倀，一些人就想各種辦法打壓我們。

只要堅持真理，堅定自信，他們就打不倒我們，在越來越多正義力量和正直人士的支持下，我們就會從弱小走向強大。總之，希望大家客觀看現實，樂觀看未來，腳踏實地、步步為營、甘作新世界的鋪路石——這就是今天我要強調的。

謝謝大家！

注釋：

【1】張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歷史性貢獻》，載《中國社會科學》2024年第4期。

【2】普里戈金、斯唐熱：《從混沌到有序：人與自然的新對話》，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頁。

【3】羅伯特·賴克：《拯救資本主義》序言，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