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張可亮 發布時間: 2024-09-08

編者按:8月24日下午,《中國人的政治教科書<今文尚書>》新書發佈會在北京市海澱區花園路2號牡丹科技大廈彼岸書店舉行。這是山東財經大學特聘教授,總裁讀書會研究院執行院長張可亮先生在會上的發言。
中國的經,具象來說就是中國人的精神信仰的文本,就是類似等同於基督教中《聖經》猶太教中的《舊約》《塔木德》,伊斯蘭教中的《古蘭經》。
抽象來說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最核心、最基本的價值體系。熟悉文化政治經濟學的就知道一個社會的價值體系,包含理念價值、規範價值和實用價值三個層次。理念價值的核心是終極關懷(類似宗教信仰),規範價值的核心是意識形態,實用價值的核心是科技和經濟理論。
“經”對於社會是必不可少的,一個社會對於物質世界需要通過統一的度量衡,丁是丁卯是卯,要求真,社會對於人與人的交往,也是需要統一的價值標準,分辨是非善惡,要求善,人類要友愛而不是殘殺,人類文明才能走下去。有統一的價值標準才能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才會減少衝突維持秩秩序。“經”就是為人類社會提供了最基本的價值標準,成為一個社會共同遵守的準則。
人類社會從原始部落開始到同姓封建,再到大一統的國家成型,與之相對應的是在思想文化上經歷了早期的薩滿巫術,再到理論化體系化的宗教信仰,再到宗教改革。一個社會必須有一個與社會結構相適應的有價值體系,社會才會穩定。
中國的經與西方基督教的經不一樣。
西方的“經”只是理念價值,不包含規範價值。基督教的《聖經》只有信仰,死後可以上天堂,而沒有社會制度規範,活著的時候就是贖罪。
中國的經,包含社會價值體系的前兩部分,即理念價值(信仰)和規範價值(社會制度組織規範)。中國的經以儒家經典為主,儒家思想既是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又是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所以儒家是包含心性儒家(仁)和政治儒家(禮),心性儒家是信仰,政治儒家就是社會制度規範,二者本就是一體化的,而且有著自洽的邏輯關係的。
中華文明能夠綿延幾千年而不斷,就是因為中國的“經”是最先進完整的價值體系,它讓個人有信仰,讓社會有友愛、有組織、有秩序。自秦漢開始,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互為補充,成為了主導中華文明的文化、政治理念,中國社會形成了穩定的文化和社會結構。
如馮友蘭在《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上寫道:“並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唯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
如吳育林所說:“它不像埃及文化因不同時期的外族侵入而不斷外部化——希臘化、羅馬化和伊斯蘭化;也沒有像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的入侵而雅利安化;更不像希臘、羅馬文化因日耳曼人的南侵而中斷以至完全轉型。中華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從未發生過因裂斷而出現空白,甚至跳躍。它在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時刻都未曾真正分裂和瓦解過。即使在內憂外患、政治紛亂、國家分裂等為難情況下,它仍能保持整體上的統一和完整,滄海桑田的時空穿越、物是人非的時代變遷,歷史延續至今,它能基本保持原容內質,呈現出深厚的悠遠和高度的統一性特徵。”【1】
這是從文化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理解《經》“經”,或者說定義“經”。
一、我理解的“經學時代”
有經的時代和經學時代是兩回事。中國從上古開始就有經,但確是從漢武帝才進入經學時代。區分是什麼呢,那就是“經”獲得官方的認定。
羅馬將基督教設為國教,成為官方的意識形態,標誌著西方都進入了“經學時代”。羅馬滅亡之後,雖然基督教獲得了獨立的身份,成立了教會,但是世俗政權分崩離析,連年戰亂,所以中世紀的西方也不能算是處於經學時代。但經過宗教改革、啟蒙運動,資產階級通過革命建立資產階級政權之後,西方進入了新經學時代,開啟了他們在全球橫衝直撞、橫徵暴斂的時代。
漢武帝表彰六經,設五經博士,標誌著中國進入了“經學時代”。漢武帝之前有經,但不是社會主流思想,當時是諸子百家爭鳴,眾說紛紜,所以不是經學時代。中國自清朝滅亡之後,國家戰亂不斷、社會動盪不安,“經”已經不是社會的主流思想,也不是官方的意識形態,中國就進入了無經時代,也可以說是文化失範的時代,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才重新進入了新經學時代——“馬經時代”。
二、新中國的新經學
近代中國是在西方堅船利炮的打擊之下,被裹挾著開始了現代化之路,這個過程中,經學也隨著時局的跌宕起伏而逐漸沒落…
面對西方列強的侵略,我們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依然堅持自己的“經學”“舊道統”;隨著洋務運動和甲午戰爭失敗,我們認為“中體”和“中經”必須要變,所以要打倒孔家店,歡迎德先生和賽先生,但實際上德先生和賽先生,一個是規範價值,一個是實用價值,都不是理念價值,都是技不是道;最終我們迎來了與中國傳統的“經”相接近的馬克思主義,並依靠著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我們趕走列強,實現了民族解放,成立新中國。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新中國以共產主義為信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為意識形態,中國進入了以馬為經的新經學時代。
新經學時代,又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建國後的三十年:馬經馬子,馬體馬用時代。
改開後的三十年:馬經西子,馬體西用時代。
我們都知道馬列主義包含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包括三方面內容:馬克思主義哲學、科學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我來看,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科學社會主義是經的範疇,是理念價值和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學則是子的範疇,是實用價值。列寧主義的主要貢獻是提供了黨建思想,屬於規範價值。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一整套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價值體系。
所以我說建國後,我們主要是馬經馬子,馬體馬用。
改開後,變了……
我們要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市場經濟如何發展,馬克思主義“經學”之下,是沒有這個“子學”的,但西方有。於是我們引入西方經濟學、西方新聞學、西方法學,可西方資本主義的子學與中國社會主義的經學是矛盾和衝突的。
在經學和子學衝突的情況下進行社會實踐,什麼都是擰巴的,所以只能“不爭論”,不讓去研究討論這種“馬經”與“西子”的衝突。為什麼真理問題可以大討論,改開問題卻不讓討論了?因為如果當年大討論,結果無非就是兩個:繼續以馬為經,就不能容忍與其相對立的西方子學,則改革開放走不下去。如果承認西方子學是對的,行得通,則必然的結果就是廢馬列毛社會主義的經。
一個是經典,一個是現實。猶如清末民初,當經典解決不了現實問題的時候,那就在實踐中用實用主義、拿來主義,先幹再說,幹的過程中再看看能不能解決經與子的矛盾。
改開後的中國,實踐上用西方子學取得經濟巨大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很多社會問題,最主要的是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問題;理論上出現了大面積的西方子學對中國馬克思主義經學的僭越,在事實上否定了馬列的經學。因為大家都是實用主義,用的是子學,又有成效,所以當然會信子學。當西方子學連成片,形成完整的知識體系的時候,馬經自然就不經了。
怎麼辦?換經還是換子?
事已至此,好像換經是最簡單的辦法。但,即使是西經西子、西體西用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也依然沒有解決兩極分化問題,蘇聯東歐國家換經也換子了,依然沒能走上富強的道路。看來即使是今天,換經也是走不通的。
怎麼辦?
三、返本開新,中國經學的涅槃復興
在這一背景下,總結實踐經驗和理論探索,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第二個結合,“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就是要將馬經和中經相結合,形成“新經”。加上之前的第一個結合,“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即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實踐的基礎上,提出要借鑒全人類創造的文明成果,研究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實際就是要將馬子和西子相結合,形成新子學。
因為我們終於重新發現,中國傳統的“經”在通往現代化的今天,依然熠熠生輝,依然可以解釋和指導中國的當下及未來。
“天不變,道亦不變”,經是信仰,與人性有關,是至真至簡的大道真理。從傳統到現代,雖然變化巨大,但是“經”依然是有它的解釋力。西方基督教的經,在傳統到現代的過程中,核心教義依然沒有變化,變化的只是基督教會的一些制度、做法,變的都是規範價值和實用價值。
人類社會不僅有經,還有各種子學,各種具體的應用知識。社會不斷發展變化,這些知識也必須跟隨著不斷發展變化的。現代化的變化是巨大的,從傳統到現代,猶如變天,經學要做的不是變化,而是與時俱進去解釋、容納、指導新的子學,去解釋、容納、指導社會變化和社會實踐,給出時代的解釋。用文化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來說就是理念價值必須要容納、規範和指導規範價值和實踐價值的新變化。
方向已清、已定,接下來就是如何做。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上,必須要將“馬經”和“新經”相結合,“馬經”雖然在改開後三十年相對遇冷,但畢竟還是各大高校的一級學科,在撥款撥物後,很容易煥發生機。但是“中經”已被摒棄百年之久,不管是家庭、學校還是社會,都難覓其身影,好在有文脈相傳,不絕如縷,好在可以“禮失,求諸野”,比如就有翟老師主導的“大六經”工程。
翟老師牽頭主導的大六經工程,對於復興“中經”意義重大,對於形成“新經”意義重大,對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意義重大。返本是為了開新,如翟老師本書名字所示,《今文尚書》就是中國人的政治教科書。此次中央三中全,我們可以看到中央將未來改革的重點放在了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上,在廣泛借鑒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治理體系和治理方式之外,我想重點還要理解、汲取我們中國自己的經,理解《尚書》的精神和內容。
中國經濟、法治方面的理論和制度建設,我想也是應該在馬克思主義與西方經濟學、法學有機融合的基礎上,也必須理解和汲取《管子》《鹽鐵論》《禮記》等中國經典當中的精神和內容。
中國要成為現代化強國,形成中華文明新形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可行的方法應該是通過中西馬三結合。但這三結合,要區分經的結合和子的結合,要搞清楚君臣佐使,而不能混為一談。
注釋:
【1】吳育林等:《當代中國價值問題與價值重構》,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