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8月24日下午，《中國人的政治教科書<今文尚書>》新書發佈會在北京市海澱區花園路2號牡丹科技大廈彼岸書店舉行。這是中國實學研究會秘書長徐治道研究員在會上的發言。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源遠流長、賡續不斷，並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人道，政為大”，政治文明在人類文明體系架構中，具有統攬全局、維衡秩序、引領發展的特殊地位與功能。探尋中華政治文明的原生奧義，對全面深入理解中華文明、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改進全球治理體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翟玉忠、付金財兩位先生合著的《中國人的政治教科書<今文尚書>》，就是一部探尋中華政治文明原生奧義的精品力作。下面，我主要從一大主題、二大旨向、三大特徵等方面，談談閱讀這部著作的粗陋見解。

一、一大主題

這部著作貫通古今，以“六經注我”與“我注六經”相結合的模式深入解讀作為中國人政治教科書的《今文尚書》。

中華政治文明原生奧義，要到中華政治文明的源頭中去探尋。《易傳》中講“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原始要終”彰顯了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偉大智慧，一方面包含著“探求事物發展的起源和結果”這種通常理解，深層來看也蘊涵著“始”與“終”的關係：“始”深刻影響甚至決定著“終”，“始”奠基了“終”的所有可能，這從物理學中物體的慣性原理、經濟學裏技術演進與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理論中可見一斑。

中華政治文明的源頭在“政書之祖”的《尚書》中。《尚書》最早名為《書》，是中華文明始基時代的典範性政事文獻彙編。至今流傳著多種《尚書》類文獻，作者認為《今文尚書》在《尚書》類文獻流傳中有著不同尋常的地位，歷代學人重視的《堯典》《洪範》《禹貢》等篇章對理解中華文明範式有重要作用。“所以，大《六經》工程整理的第一部經書就是《今文尚書》。”（翟玉忠、付金財：《中國人的政治教科書<今文尚書>》，華齡出版社2024年版，第10頁）結合“人道，政為大”的觀點來看，大《六經》工程選擇《今文尚書》作為第一部，可謂規劃科學、考證嚴謹、基礎堅實、直擊關鍵、意義重大。

著作由序言、解經與附錄三大部分組成，解經由經義、原文、注釋、語譯四個部分組成。其中序言、經義與附錄部分，凝結著作者的學術洞見、顯揚著作者的心胸情懷，是典型的“六經注我”解經模式，原文、注釋、語譯部分仔細推敲、精雕細琢、準確明瞭、嚴謹篤實，是典型的“我注六經”解經模式。這部著作弘揚了兩種解經傳統，這兩者緊密結合，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使得對《今文尚書》的解讀達到一種新境界。

二、二大旨向

閱讀這部著作，能強烈感受到作者古為今用的創作主旨，這集中表現為返本開新、經世致用兩大旨向。

（一）返本開新。作者自覺站在當下歷史境域，一方面“返本”，即高度重視作為中華文明教科書的經學經典，在這部著作中對《今文尚書》的經義、原文、注釋、語譯作了系統整理和時代闡發，發掘出新時代語境的中國古典政治學核心命題，主要包括：中央集權的中華大一統國家結構，以政統教、以教輔政、禮樂刑政並用的中華治道，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中國選舉制度，人貴民本的政治文化觀念，中國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等。

（二）經世致用。這部學術著作在返本開新的同時，有著鮮明的經世致用旨向。既注重“道”的層面，即揭示中華政治文明乃至中華文明的基本模式與基本道路；又重視“術”的層面，即揭示中華政治文明的制度建設、方針政策等具體治理之要。尤其可貴的是以家國天下情懷和入世擔當的精神，注重面向當今時代的實用價值與實踐意義。比如，序言中認為“如果失去了現實意義，經學在很大程度上喪失其存在的意義”（第12頁）；“如何做下級——臣道的現實意義”（第310—312頁）等。

三、三大特徵

這部著作呈現出古今貫通、中西比較、馬中結合等三大顯著特徵。

（一）古今貫通。作者有著自覺的古今貫通意識，明確認為“研究經學還要貫通古今”（第12頁）。整部作品縱跨中華文明歷史長河，上至堯舜禹時期、夏商周三代，遍曆春秋戰國、秦漢隋唐宋元明清，直至近現代與當下，注重歷史源起、演化進程及其當今現實意義的梳理。

（二）中西比較。全球化語境中，中西比較是深入省察政治文明的必然方法。作者有著強烈的中西比較意識與精彩論述，在整書行文中有著大比重的展現，比如：對中西思維方式以及投射到政治領域的比較分析，“中國民本觀念比西方公民觀念更普世”，“因人情的中華治道比偏執性惡的西方政治更中正成熟”等。

（三）馬中結合。我們正身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闢和發展而來的，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既是中國近現代進程中的歷史事實，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這部著作的序言與附錄部分，更集中地展現著作者對馬中結合的相關闡述。比如，主張“全面、深入、系統地實現‘第二個結合’，而不是拿古今相似的概念隨意比附”，“第二個結合”“相當於21世紀的‘制禮作樂’”（第390頁）等。

細讀這部著作，常為作者的諸多學術洞見與崇高使命情懷而擊掌讚歎。當然，也有個別獨特性觀點有待商榷厘定，比如對儒學儒家的獨特性理解，“漢武帝罷黜百家，儒家並非王官學，亦在罷黜之列”；“諸子九家直接涉及治國理政的，只有黃老道家，以及歸本於黃老的法家”（第403頁）等。相信這定能帶來切磋爭鳴、和而不同的理論提升與學術樂趣。

概言之，這是一部以堅實文化自信與高度學術自覺探索建構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的經典釋讀著作，在理論建構、系統論證與價值闡發方面仍有潛力與空間，對中國學科學術話語體系建設、新時代政治文明建設，對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都具有現象級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