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武王對周公所說的“五權”，實際指治國理政中的“五大平衡”，包括地、物、鄙（封地）、刑、食（俸祿）五大方面，即土地與人口規模相匹配；財物與官員編制相匹配；封邑與功勞大小相匹配；賞罰與常道常法相匹配；食俸與爵位等級相匹配。最後武王從反面論說不平衡的危害。比如土地太多就會荒蕪，土地荒蕪就會有外患；人口太多就會財物匱乏，財物匱乏就會有內憂。文中說：“一曰地，地以權民……地庶則荒，荒則聶，人庶則匱，匱乃匿。”

《五權》形象地反映了《逸周書·度訓第一》開篇闡述的治國原則：“天生民而制其度。度小大以正，權輕重以極，明本末以立中。立中以補損，補損以知足。”這段話的意思是說，聖賢制定法度，考量各種因素對全局作用的大小做出判斷，權衡其輕重緩急使之合乎法度，清楚事物的本末主次確定解決問題的適合方案，這樣便可以補不足而損有餘。國家治理若能損有餘補不足，民眾就會知足常樂。

在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中，通過損有餘補不足，實現社會整體動態平衡是治國理政的目標，認為它比將經濟蛋糕做大更為重要。2500年前孔子就曾說過：“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論語·季氏篇》）

這裏，動態平衡是指合乎基本的社會自然規律以及聖賢根據這些規律制定的原則。進而言之，政治經濟各方面的調節都有自己的常法，都要如武王所說的“維中是以”。如果政府不能調節社會各方面，使之合乎常法，就是“失道”。

黃老道家經典《黃帝四經》指出，引導事物健康發展的方法在於掌握動態平衡，若輕重處理不當，就是失去正確路線（道）。天地之間有著永恆的規律，百姓各自從事著自己的本職，貴賤高低也都有其位置，管理臣下有確定的方法，治理百姓有既定的原則。四季更迭、晝夜交替，榮枯變換、柔剛轉化是天地間的固有規律；男耕女織是老百姓所從事的固定工作；貴賤都有它們相應的位置，有才德和無才德的人不能處於同等地位；選舉官吏時，職位高低要與他們的能力相符，這便是使用臣下的確定方法；去私門而行公道，這是統治人民的原則。《黃帝四經·道法》：“應化之道，平衡而止。輕重不稱，是謂失道。天地有恆常，萬民有恆事，貴賤有恆位，畜臣有恆道，使民有恆度。天地之恒常，四時、晦明、生殺、柔剛。萬民之恒事，男農、女工。貴賤之恒位，賢不肖不相放。畜臣之恒道，任能毋過其所長。使民之恒度，去私而立公。”

在土地政策方面，中國政府授（分）田時總是力求平均分配土地，以實現勞動力與土地的平衡。井田制可說是這個政策的典範，儘管在現實中它並不能夠全面施行。但井田制所反映的百姓均平、社會平衡原則卻得到了普遍的認可。面對明朝越來越嚴重的土地兼併、社會分化形勢，海瑞仍然主張：“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尚可存古人遺意。”（《明史·卷二百二十六·海瑞傳》）

經文：

“五權：一曰地，地以權民；二曰物，物以權官；三曰鄙，鄙以權庶；四曰刑，刑以權常；五曰食，食以權爵。不遵奉，括食不宣，不宣授臣；極賞則淈，淈得不食，極刑則仇，仇至乃別；鄙庶則奴，奴乃不滅，國大則驕，驕乃不給；官庶則荷，荷至乃辛，物庶則橆，橆乃不和；地庶則荒，荒則聶，人庶則匱，匱乃匿。

“嗚呼，敬之哉！汝慎和稱五權，維中是以，以長小子於位，實維永寧。”　　　

語譯：

“五個平衡：一是土地，土地要與人口規模相匹配；二是財物，財物要與官員編制相匹配；三是封邑，封邑要與功勞大小相匹配；四是賞罰，賞罰要與常道常法相匹配；五是食俸，食俸要與爵位等級相匹配。空有爵位而無相應的俸祿，授爵就不再顯揚，爵祿不顯就無法吸引官員。過度獎賞財物就會枯竭，財物枯竭就發不出食俸；過度懲罰就會積累仇怨，仇怨深重就會對立反叛。封邑太多國力就會衰弱，國力衰弱者沒有不滅亡的；封國太大諸侯就會驕縱，諸侯驕縱就不會敬奉君上。官員過多民眾負擔就重，民眾負擔重生活就艱辛；財物過多民眾生活就奢侈，生活奢侈就難以和諧相處。土地太多就會荒蕪，土地荒蕪就會有外患；人口太多就會財物匱乏，財物匱乏就會有內憂。

“嗚呼，恭敬啊！你要謹慎調節各類政務，以此維護常道，扶持幼子誦登上王位，使天下永久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