賡續文脈 我們的責任

作者: 傅金財   發布時間: 2024-08-31

編者按:8月24日下午,《中國人的政治教科書<今文尚書>》新書發佈會在北京市海澱區花園路2號牡丹科技大廈彼岸書店舉行。這是作者傅金財老師在會上的發言。

蔣介石在逃亡臺灣時,儒釋道三位所謂“掌門”——孔子第77代孫、第31代衍聖公孔德成、藏密黃教章嘉七世、正一道第六十三代天師張恩溥隨同去臺灣,帶走了當時中國的文物精華,故宮的2972箱,其他機構的2524箱,還有個別專家學者。蔣介石以為這樣就可以將蔣家王朝、中華民國和中華文脈建立起血肉聯繫。他肯定沒想到臺灣早已開始去蔣化、中國化了。

這說明,中華文脈的深厚基礎不在文獻中、不在專家學者中、不在文物中,而在為中華文明生存延續的實幹中,為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和中國人民幸福的奮鬥中。

一、六經是中華文明的根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3年6月的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說,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第一個是連續性。連續性有兩個特點,一個是綿延不絕,一個是國家形態。要尋找中華文明的根,就要從這兩個特點入手。從人類文明史來看,脫離國家的文明都中斷了。

關於文明起源的研究,有人強調考古學,尤其是史前考古。如何研究中華文明的根呢?我們認為考古學和神話學、人類學都是輔助性的,根本方法還是研究六經。因為六經是中國文化的根。黑格爾將基督的誕生作為軸心,雅斯貝爾斯在黑格爾的基礎上提出軸心時代。受雅斯貝爾斯的影響,眾多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的著作將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作為中華文明的根,這是錯的,是一種文化斬首,砍掉了文明的源頭五帝時代和夏商周三朝。

翟玉忠老師的研究基本理清了中華文明的文脈,也就是從三代王官之學經過孔門四科發展為諸子百家,以後是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清朝考據、民國學術、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等。如果不從五帝、夏商周去深挖中國文化的根,那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近現代以來出現的怪胎。為什麼這樣說?因為兩漢經學、玄學、理學、考據都是動腦不動手的空談,都是圍繞修身齊家打轉,漠視甚至仇視治國、平天下。他們忘記了只有六經才是中華文明的根,沒有締造六經的五帝三王時代的打拼,連諸子百家都不會有,甚至都沒有國家形態存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不要企圖依靠考古學來深挖中華文明的根,讓中華文明更悠久。很早以前,我就有這樣的想法。中華文明不要跟其他幾個文明比誰誕生得更早?我們跟兩千前的死人比誰出生的早,這沒有多少意義。再有,考古學挖呀挖,最後可能挖出來的是寂寞。因為我們不能很好地解釋,比如三星堆究竟是怎麼回事? 

中華文明的根應該到中華先民什麼時候組織起來,什麼時候覺悟起來當中去尋找。中國人五帝和三王時期就組織並覺悟起來。他們依靠理性思考、系統組織、扎實勞動改造自然、完善自身,實現美好生活。六經,尤其是《尚書》中,在天災人禍面前,沒有對神靈的祈求,更沒有對敵人的野蠻屠殺,有的是替天行道的革命,眾多的《誓》反映了這一點;有的是大型科技攻關,有的是持久的基礎設施建設,《堯典》《禹貢》反映了這一點。

二、實幹奮鬥才能弘揚光大中華文脈

六經經過孔門四科、諸子百家、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清朝考據的形式傳承下來。經學家、理學家們被奉為中華文脈的傳承者,理學家更是將他們包裝成中華道統的代表,依靠道統傳人的招牌,向上對抗中央的積極有為、向下打著忠孝的招牌兼併土地、多種經營,搜刮民財。對外主張投降,對內對改革。韓愈認為,皇帝不稱職,沒事,大臣不稱職,沒事,老百姓不交稅,誅之。我們很難想像這是名言“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創造者的主張。“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讓張載贏得了無限聲譽,但他在《經學理窟》中大肆鼓吹宗法制度。朱熹主張北伐抗金,卻反對皇帝掌握兵權,親近武將,專以“正心誠意”為務——朱熹應該知道《尚書》中的誓是最高領導的戰前動員令。

我們不能徹底否定這些著述者們對於中華文脈傳承的作用,但他們的本質上是反人民的,站在了歷史錯誤的一邊。在文本流傳上他們有積極作用。這點類似佛教的傳播,相當於講經說法,而佛教真精神的弘揚者、光大者是閉關苦修、明心見性的禪僧,是綿密持名念佛的老奶奶們。中華文脈的弘揚者光大者是由今天上溯到1840年為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苦幹實幹的人,是進而上溯到5000年的五帝時代,為了國家統一、文明進步和人民幸福而苦幹實幹的人,他們中既有陳勝吳廣、也有洪秀全石達開,既包括黃巾軍、也包括義和團,既有堯舜禹,也有畢升、黃道婆。他們才是中華文脈的傳承者光大者。沒有他們,就沒有社會進步和國家獨立。

民國時期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陳寅恪說的“寧亡其國,不亡其史”,是純粹的胡扯,是主和派為自己偷生編造的鬼話。國家都沒了,要史幹啥。就像普京說的,俄羅斯都沒了,要世界幹啥。只有國家存在才有歷史和文明!

三、賡續文脈,是我們的責任

近代以來,因為西方列強的入侵或掠奪,清政府和國民政府的買辦化,中華文明陷入最深重的危機,可謂“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前所未有的劫難,讓中國人民充分覺醒,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徹底喪失了國家立場、民族立場、人民立場,成為帝國主義列強壓榨中國人民的幫兇。源自域外的思想文化馬列主義和源自底層的工農階層,成為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和革命主力,這是中華文明5000年的大變局,更為神奇的是建立了人民政權,通過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中國成為政治、經濟、文化的世界強國。我們探索出一條迥異於西方的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和中國人民幸福,致力於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

在這個奇跡面前,西方世界蒙了,而我們自己則是燈下黑。因為中華文明在中國共產黨人的領導下發展太迅猛了,我們還沒來得及深入反思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關係。今天的中國和5000年舊中國關係是什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關係是什麼?所以將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將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就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問題。如果不將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起來,那麼在馬列主義指導下建立起來的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願景的新中國,就有可能被反對力量論證為非正統,也就是說新中國並非中華文明發展的必然結果,不是中華文明的滄桑正道,而是歧路。反對力量會借此妖魔化新中國、將新中國妖魔化為中華文明發展的插曲和歧途,以此動搖新中國的合法性與合理性。

西方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重要使命是割斷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在聯繫,他們將近代以來所有非馬克思主義學者,尤其是堅決反對馬克思主義、公開不接受馬克思主義、質疑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所謂國學大師,最典型的是將梁漱溟、陳寅恪等人包裝成“最後一個儒家”“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終身呵護文化若生命的學者”等等。他們這樣做的最終目的是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人與中華文明的道統對立起來。美國國務卿杜勒斯1958年在加利福尼亞商會的演講中說:“我們遠東政策所追求的一個要點是不讓中國共產黨人得到同中國文化聯繫在一起的威望,作為完全為他們自己服務的工具。這種威望是非常大的。”

美國為什麼大量資助中國傳統文化和歷史的研究,包括新中國成立之前的輔仁大學、嶺南大學、燕京大學。新中國成立之後,資助以錢穆為主的新亞書院等,他們就是想壟斷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研究,阻止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新中國成立前如此,成立後如此,現在更是變本加厲。只要略微注意一下學術界和網路對陳寅恪等人無底線吹捧就能發現這一點。國內學術界似乎在按西方的步伐配合著西方!

最難走的路,先輩已經走過,最難辦的事,祖先已經解決。這個時代是中華文明5000年來的空前盛世。內外敵人想在武力上、經濟上分化瓦解中國已無可能,但他們噁心中國的操作空間在歷史文化上仍然很大。生活在這樣一個盛世,每一個人都是幸福的,雖然工作生活壓力山大,畢竟我們身邊已經沒有帝國主義的鐵蹄,沒有鬼子的炮樓,高鐵讓我們便利的出行,網路讓我們快捷地搜集資訊。這是先人留給我們的遺產家業,在享受這份遺產的同時,我們做什麼才不愧於祖先、不愧於時代,不愧於子孫後代?關於文化研究我們可以在打通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在聯繫上做一些工作,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找到文化傳統的源頭活水,加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本土化的進程。這方面我們已經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些許成績,所以才有今天的活動。

我們正在前進,正在做先人為我們奠定深厚基礎的極其偉大的事業。我們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站在歷史正確一邊。打通二者的聯繫,二者結合起來,賡續中華文脈,中華文脈的新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然結果。

熱愛這項事業,奉獻這項事業,是我們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