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詩經》之首三篇《周南·關雎》《周南·葛覃》《周南·卷耳》，囊括了中華禮義文明及其政、教體系，是一個有機的整體。

孔子云：“《關雎》，以色喻（喻，說明——筆者注）於禮。”（《孔子詩論》），“食色，性也”，好色是人所難免的，但如果對此情不加以節制，就會導致社會秩序大亂，所以要用禮法去規範——這是中華禮義文明“因人情節人欲”的基本特徵。

《荀子·大略》談到《國風》不避好色之情時說，《國風》言及愛好女色，解說它的古書說：“滿足情欲而不超越社會禮法的界限，它的真誠不變可以和金屬石頭的堅不可摧相比，它可以放到宗廟中去演唱。”“《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愆，音qiān，超過——筆者注）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唐代楊倞注：“好色，謂《關雎》樂得淑女也。盈其欲，謂好仇（仇，配偶之意——筆者注）也，窹寐思服也。止，禮也。欲雖盈滿而不敢過禮求之。此言好色人所不免，美其不過禮也。”

黃老道家經典《淮南子·泰族訓》論及中華禮義文明“因人情而為之節文”（《禮記·坊記》）時也說，先王制定法令、禮儀，都是根據人情的喜好來節制修飾的。根據人好色的本性，制定了婚禮，用以規範男女之別；根據人有愛好音樂的特性，規正了《雅》《頌》之音，因而風俗不至於放蕩下流；根據人民需要家室安寧、妻兒快樂的願望，教導人們和睦孝順，因而父子間有親情。“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

中華文明自古政治治理與社會教化相統一。政府不僅有治國之責，還有教化之責，且教化為先，所以《周南·葛覃》說明教化的重要意義。本詩則強調了中華選舉制度——選賢任能的賢能政治（尚賢制）。

《卷耳》主旨，現存魯說和毛說，皆言作者希望得到賢能之士，任以官職。心知臣下的辛勞，出於公心欲舉薦賢能，至於憂慮勤勞。魯說：“思古君子官賢人，置之列位也。”《毛詩序》則從女性的視角理解：“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诐（險诐，xiǎn bì，陰險邪僻——筆者注）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卷耳》的主旨可能在春秋戰國時代就廣為人知。《左傳·襄公十五年》談到楚國任官唯賢，用人得當時，就引用了《卷耳》。作者認為，楚國公子午做令尹，公子罷戎做右尹，蔿子馮做大司馬，公子橐師做右司馬，公子成做左司馬，屈到做莫敖，公子追舒做箴尹，屈蕩做連尹，養由基做宮廄尹，以安定國家。君子認為楚國這時能夠正確安排官職的人選。選舉官員，這是國家的當務之急。這樣百姓就沒有非分的想法了。《詩經》說，“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就是說能夠恰當安排官職的人選。天子和公、侯、伯、子、男，以及甸、采、衛的各級大夫，各安其職，就是所說的“周行”了。“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蔿子馮為大司馬，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云：‘嗟我懷人，置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如同當代西方流行民主政治一樣，過去四千多年來，賢能政治一直是中國政治制度的底色。“又紅又專”的賢能難得，《卷耳》作者求賢若渴，無心採集卷耳。她在想那些外出辛苦訪賢的人，怎麼還沒訪到賢能之士歸來？《孔子詩論》說：“《卷耳》，不知人。”似乎是說作者不能知人，未能找到賢能，因而感歎“知人善任”之難。

經文：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

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

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

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

我僕痡矣，云何籲矣。　

語譯：

采呀采呀采卷耳，采了好久沒滿筐。

想念賢人君子啊，列位快來朝堂上。

外出求賢來到高山上，馬兒跑得又累又頹喪。

姑且倒滿一杯酒，仰天一飲慰愁懷。

外出求賢登上那高高的山岡，馬兒累得毛發黃。

姑且倒滿一杯酒，仰天一飲慰傷懷。

外出求賢來到那石山上，馬兒病得倒地上。

僕人累倒在一旁，賢人啊你快快來朝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