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晟老師，首先感謝您長期關注我們，像您這樣重視中國大本大源，大是大非問題的人已經很少了。沒有植根於中國文化土壤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我們如何能獨立自主地解決現實問題？迷失自我如何能洋為中外，古為今用？

過去幾十年來，太多學人在西方學術專業的華麗外衣下埋頭越來越瑣碎的問題，甚至忘記了理論和制度創新這個重要使命——從史學到經濟學都有這樣的趨勢。

我曾多次論及大六經工程的主旨“增續六經，再造中學”，看到您的留言，覺得可能還有很多地方沒說清楚。所以專門向您彙報。

為什麼不強調延續和“賡續”六經，而是強調“增”之一字呢？關鍵是要擺脫漢學和宋學固化的經學框架，回歸人類軸心時代的經學觀念。比如漢宋之學承認《今文尚書》和《古文尚書》為經，但《逸周書》在先秦也同樣稱“書”，它和《今文尚書》《古文尚書》並無高下之別，且一些篇章十分重要，如《逸周書》前三篇《度訓》《命訓》《常訓》。再加上清華大學入藏的清華簡尚書類文獻，需要增加的內容甚至超過了《今文尚書》《古文尚書》53篇的總和，所以我們就不能只談延續了，必須強調“增”！

西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經學”，當時為了快速取得思想統一，將官方經學限定在伏生所傳《今文經學》28篇，孔安國所傳古文25篇未立於學官，未開利祿之途，只在民間私下傳授。《古文尚書》至東漢才逐步流行起來，且異本並存。《後漢書·儒林列傳》說，右扶風人杜林傳授古文《尚書》，杜林同郡人賈逵為古文《尚書》作訓詁，馬融為古文《尚書》作傳，鄭玄為古文《尚書》作注解。從此以後，古文《尚書》才風行於天下。“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這個源於杜林的鄭注本實際和目前流傳下來的《古文尚書》有很大區別，其中有13篇為今本所無。

今天我們所說的《古文尚書》，就是漢武帝末年出自孔子故宅牆壁中、用戰國文字書寫的《尚書》，其數量竟有百篇之多。令人痛心的是，當時孔安國只整理、注釋了五十多篇，並沒有繼續整理下去。若將孔壁《尚書》全部整理出來，對於中華文化來說是怎樣的幸事啊，後世可能也不會有那麼多關於《尚書》的複雜論爭了。

今天早上，讀到當年禦史大夫孔臧寫給從弟孔安國的信。孔臧寫信的目的是希望孔安國將整理工作繼續下去——古人重視經典之心，千載之下，仍令人感動。他說，誰會想到古文《尚書》原有百篇呢？我知道你以今文配古文，以隸書、篆書推定科鬥文，定為五十多篇，並且為其作傳。其餘竹簡錯亂，磨滅不可分辨的，欲將它們留給後賢，這確實合乎孔子的闕疑之義。世代推移，名物制度變化，文體字義難知，以仁弟之博聞聰敏，既善於推理，又精習其書，尚且放棄整理，不肯留意三思，那麼就算將來有愛好古學的大儒又能怎麼樣呢？哎，真是可惜啊！先王遺留下來的典籍，有缺失而不補；聖祖的事業，有一半淪為泯滅。後世君子將到哪兒取法？如果顏淵、閔子騫不死，子遊、子夏複生，豈能這樣做？豈能這樣做？《孔叢子·與叢弟書》：“何圖古文乃有百篇邪……知以今仇古，以隸篆推科鬥，已定五十餘篇，並為之傳云。其餘錯亂，文字摩滅不可分了。欲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之義。顧惟世移，名制變改，文體義類，轉益難知。以弟博洽溫敏，既善推理，又習其書，而猶尚絕意，莫肯垂留三思。縱使來世亦有篤古碩儒，其若斯何？嗚呼！惜哉！先王遺典，闕而不補，聖祖之業，分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法？假令顏、閔不歿，遊、夏更生，其豈然乎？其豈然乎？”

我們生於和平盛世，大量甲骨文、金文、簡帛文字出土，地不愛寶，至層出不窮，又沒有漢宋兩朝利祿之途的羈絆，又怎能不去增補六經，而任其重要篇章被漠視、遺棄呢？若株守五十多篇今古文，豈是孔臧那樣先賢的本義？——“假令顏、閔不歿，遊、夏更生，其豈然乎？其豈然乎”？

至於闡發六經義理，溝通古今的學者，21世紀之中國簡直可說是鳳毛麟角。在全球化時代，如果我們不能以經學為文明法典定義自身，空談中國模式，又何以立足於世界民族之林？豈不悲乎？豈不悲乎？

至於您說到的“再造中學”，這是不得已的事啊！因為至清末，先秦系統圓融的內聖外王之道術，已經成為散亂的知識堆積，根本提不起來用以支撐工業化和現代化。所以清末民初學者不得不用西方學理來整理國故，導致中學成為西學的附庸，一直到今天這種趨勢也沒有整體的改變。

我們要復興中國傳統文化，既不能跟著漢朝的章句之學講，也不能跟著宋明理學的路子講，更不能依附西方學術的路子——將經學肢解入哲學、史學諸科。在21世紀的全球大爭之世，我們要向世人講清楚中華文明於東亞大陸持續發展、持久和平，生生不息5000年的奧秘，為人類未來的和平與發展提供可行、可靠的中國方案。在這種情況下，就不得不借鑒西方體系化的學術形式，按研究內容分門別類——重整文化山河，再造中學！

具體說，就是我們不能再只講傳疏，也不能只講諸子百家、經史子集，我們要按中國文化的內在理路，合併經史子集中的同類內容，合併同類項，創立新學——這就是我們提倡的孔門四科，包括德行、政事、言語、經學（文學）四大類。

以言語科為例，它由名學和縱橫術構成。名學主要在墨家和名家之中，只有將二者整合起來，才能讓世人看到名學的全貌，看到中國存在不同於西方的邏輯體系，才能讓中國邏輯體系挺立於世界邏輯體系之林；縱橫術也是這樣，除了研究《鬼穀子》這樣的經典，還要研究被後世歸入史學的《戰國策》，因為《戰國策》是縱橫家的遊說範例集。要深入理解《鬼穀子》，不研習《戰國策》是不行的。可喜的是，關於縱橫家與《戰國策》的有機聯繫，當代已有許多學者看到這一點。比如繆文遠先生就指出：“縱橫家對遊說之術非常重視，為了切磋說動人君的技藝，他們不斷地收集材料，儲以備用，有的親自擬作，以資練習，《戰國策》中的許多篇章就是這樣產生的。”【1】

我們研究政事科法家也是一樣，如果不研究黃老道家、名家，法家的諸多概念將不能被理解，因為法家就叫形名法術之學。可是學者們習慣於西方越發細化的專業分工理路，還要分為齊法家、晉法家、商君學派之類。至於中國治國理政的法則及其時代意義，則不是這些先生們關心的，因為他們早已將中國文化本身史學化了——研究的基本路線就是將對象不研究死不停止。

研究學術如醫生治人，是為造福人類。但中國學界研究國學的基本範式卻是“不死不休”；我們不願如死魚般隨波逐流，這就是多年來我們遭到學界排斥的根本原因。

經學是中華民族的文明大憲章，中國人世界觀、人生觀、方法論的基礎。我們首先要做的是貫通被漢武帝割裂的經學和子學，這裏的子學不僅是諸子百家，還包括眾多法律制度。比如《尚書》《禮記》等經典重視選賢與能，我們只與《墨子》等諸子百家關於賢能政治的論述相參是遠遠不夠的，還要將之同漢朝的選舉法《功令》和其他眾多法律聯繫起來，看它具體是如何運作的。同時要將中國特色的賢能政治同西方現代民主制度體系作橫向比較，只有這樣，才能弄清楚賢能制與民主制的異同，如何使二者美美與共地發展。不能一提中國政治就是封建專制，一提西方就是自由民主，這樣不利於東西方互相瞭解，互相學習。

“再造中學”是中國文化、中國學術的一場革命，其困難是多方面的。但我們並未放棄自己的理想，因為我們知道，不超越西學、宋學、漢學，就不能恢復人類軸心時代生機勃勃、自洽圓融的內養外用之學——中華道術，就不能將中國文化的真精神以現代人更易理解的方式貢獻給世界！

“增續六經，再造中學”的提法可能不太溫文爾雅。面對中國與世界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人類文明範式的大轉型，這卻是現實所急需的。

多年來，我們在各界友人的支持下，取得了很大成績。也應看到，我們仍處在“孤僧守祖庭”的階段。讓中華文化龍騰於全球，需要大家“鞠躬盡瘁、死而不已”地不懈努力！

改天換地，拯救不可持續的西方現代文明於水火的偉大事業，需要像您這樣仁人志士的參與！

最後再次感謝您的寶貴意見，感謝您的持續關注。

　　　                                             翟玉忠

　　　                                        2024年5月17日於北京奧森

注釋：

【1】繆文遠：《中華經典藏書·戰國策》，中華書局2012年版，“前言”第1頁。

崔晟老師留言原文：　　

我一直關注您的朋友圈兒，因為我身邊像您這樣有根基有學養的人不多。

我很是敬佩，所以對您說一些實話，不一定對，僅供參考。

現在各方面，從民間到官方，已經提到“賡續”六經，你用“增續”，這個詞一般都要少用，氣勢上沒有賡續好，賡續也可以增之嘛，也可以變嘛！我是這樣想的，這個詞兒，不是特別雅正。

還有你用“再造中學”。“再造”這個詞兒也不是特別美，總有一些硬斧頭砍的感覺，而文化是一種浸潤。用於“再造山河”，暴力色彩多一些，我感覺那是一種對立、強勢，不是那麼唯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