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泰誓》是武王伐紂的誓辭，其中包含中國特色、中國模式的重要資訊，所以先賢將之編入《尚書》，為萬世立法。

過去四五千年，從統一於封建到統一於郡縣，中國始終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統一的政治，客觀上要求統一的思想，以維繫最大的價值認同，萬眾一心，實現社會和睦團結。錢穆先生談到歷經南北朝的學術分裂，隨著隋唐的大一統國家重建學術思想回歸統一，最後唐太宗定《五經》於正義的歷史時說：“隋唐起來，天下重歸一統。經學也要統一，所以南北朝時經學是分裂的，唐朝人的經學統一了。任何一個政府要統一，思想一定要統一，此意我已講過。所以唐朝統一了，講學問也要統一。”（錢穆：《講堂遺錄》，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537頁。）

如果說在堯舜時代，政治、思想的統一僅僅表現為政府任命主管教化的官員，比如舜帝命契負責人倫教化工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今文尚書·堯典》）；任命夔擔任樂官，掌管音樂，負責教化青少年，“命汝典樂，教胄子”（《今文尚書·堯典》），那麼到商末周初，“一個政府要統一，思想一定要統一”這種觀念已經理論化了，就是本文所說的“作之君，作之師”，政府不僅有政治治理的責任，還有教化民眾的責任，只有教化民眾，讓百姓同心同德，才能有真正的“軟實力”，戰勝強敵。此處“強敵”指早已眾叛親離，離心離德的殷紂王。武王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受（受，指紂王——筆者注）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唐人統一《五經》注疏，定其於“正義”時，特別強調君與師，政與教的統一性。“作之君，作之師”，是說以君為師，並不是說君以外再設獨立的師位。西漢孔安國傳：“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以政之，為立師以教之。”唐代孔穎達《尚書正義》強調：“眾民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立君治民，乃是天意，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也。治民之謂‘君’，教民之謂‘師’，君既治之，師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師’，‘師’謂君與民為師，非謂別置師也。”

進而言之，在大一統的中華國家體制之下，政治與教化是統一的。政治的統一要求學術思想的統一，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傳統學術重“通”“通人之學”的原因。當代力倡“通人之學”的當屬錢穆先生，他在《現代中國學術論衡》序言中寫道：“文化異，斯學術亦異。中國重和合，西方重分別。民國以來，中國學術界分門別類，務為專家，與中國傳統通人通儒之學大相違異。循至返讀古籍，格不相入。”（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序，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

東西方文化上迥異，但不等於說西方人不追求共同的價值認同，否則大型的政治共同體根本無法建立。西方學界也注意到這一點。西元前988-989年，羅斯大公弗拉基米爾放棄多神教，信奉一神教。經過在猶太教、伊斯蘭、羅馬天主教和拜占庭東正教間認真選擇，最後定東正教於一尊，其目的顯然是在臣民中建立共同信仰，實現身份認同。從而穩定內政與外交，因為同拜占庭加強聯繫顯然有利於基輔羅斯政權的防務安全。耶魯大學歷史系韓森教授評論道：“為了獲得支持，弗拉基米爾為六位傳統的羅斯神祇立了塑像，其中包括閃電之神佩倫（Perun）。然而，弗拉基米爾意識到，由於他的臣民沒有共同的信仰體系，缺乏共同的身份，這削弱了他對他們的控制。政治對手可以通過將支持者團結在一個弗拉基米爾並不信奉的神祇周圍……弗拉基米爾開始尋找一種能夠贏得其所有臣民忠誠的核心宗教。一旦他選擇了正確的宗教，並要求他的臣民皈依，他就可以禁止崇拜其他神祇，並阻止對其政府的任何挑戰。”（韓森：《西元1000年：全球化的開端》，北京日報出版社2021年版，第108-109頁。）

事實上，從西元392年羅馬帝國定基督教為國教開始，凝聚西方社會統一的主要力量就是基督教，西方包括科學在內的所有專門之學都是建基於宗教之上的，所以它能在宗教之上大力發展專門之學；中國社會不是這樣，我們是在專門之學的基礎上實現各學科的貫通，從而實現學術思想的統一。漢人“罷黜百家，表彰六經”，唐人“定《五經》於正義”，明清“表彰四書”，都是同一個目的。

遺憾的是，當今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界不顧中國社會之基本現實與基本需求，盲目講求西方專科之學，對中國“通人”之學一概否定，乃至大加嘲諷。結果“有學人億萬，惟億萬心”，這樣下去，對於國家文化安全來說是災難性的！

天下大一統的國家體制，決定了中國學術體系具有高度統一的特點。中國古典學術稱之為道術，其內聖外王，治身理國，修齊治平一以貫之。錢穆先生強調“學問貴會通”，可惜錢先生做學問，沒有回歸中華道術。他深入宋明理學不能自拔，結果還是難以通達中國文化全體。

天下大一統的國家體制，決定了中國特色的學術與政治關係，即“以政統教，以教輔政”。學術首先要“講政治”，為社會服務——學術不是獨立的，而是社會治理的有機組成部分。今天一些學者鸚鵡學舌西方“學術獨立”“教授治校”，反對“學術官僚”，真是不知“東西”！

天下大一統的國家體制，決定了中國不是由排他性宗教，而是由學者和學校具體承擔主要的教化功能。孟子談到教育時說：“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孟子·滕文公上》）當代中國大學引入了西方的理性知識體系，教學生各種謀生技能，但並沒有同步引入西方教化手段宗教——我們本不該也不太可能引入西方宗教；關鍵是，我們放棄了中國本土教育的核心功能人倫教化，結果大學培養了無數“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重視理性知識，缺乏深入人心的德育，讓“童子操刀”，這樣的教育是極其危險的。

醒來吧，中國知識界！我們要做立足中華大地，服務中國人民的知識份子。盲從西方政教關係，學術範式，知識份子會成為中國社會的遊魂——這不僅是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個人的悲劇，也是整個國家的悲劇！

經文：

王曰：“嗟！我友邦塚君越我禦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於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塚君，觀政於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於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於上帝，宜於塚土，以爾有眾，厎天之罰。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語譯：

武王說：“啊！我友好邦國的大君以及我的大小官員們，請你們認真聽取我的誓言。天地是萬物的父母，人是萬物中的靈長。真正聰明的人能做天子，天子就是百姓的父母。現今商紂王不敬重上天，給民眾降下災禍。他酗酒好色，殘暴虐殺，刑罰殘酷，任人失察。他生活奢靡、鋪張，大興土木建宮室、臺榭、陂池，衣著奢華。他為了自己的私欲不惜民力，殘害百姓，燒殺忠良，解剖孕婦。如此野蠻的行為震怒上天，上天命令我的父親文王重懲商紂王，可惜大功未成，先父去世。從前我姬發和你們諸位友邦大君到商國考察政事，商紂王不思悔改，他仍舊傲慢不恭，不祭祀天地神靈，甚至他的祖先宗廟都不祭祀。連牛羊黍稷等祭品都被人盜盡了，還大言不慚地說：‘我有臣民，我有天命！’傲慢至極，沒有絲毫悔改啊。

“上天護佑百姓，為他們設置君主和師長，是希望君主和師長能夠輔助上天安定四方。有罪當討，無罪當赦，我不敢違背上天的意志。力均則有德者勝；德均則秉義者勝。商紂王雖有億萬臣下，卻是億萬條心；我只有三千臣下，卻是一條心。商紂王惡貫滿盈，上天命令我討伐他。如若我不順從天命，那麼我的罪惡就和商紂一樣。經過慎重考慮後，我決定接受先父文王的滅商大命，祭告天神，祭祀地神，率領諸位去執行上天的懲罰。上天憐憫百姓，天遂民願。希望你們輔佐我，使天下永遠清明。機不可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