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逸周書·克殷》和《逸周書·世俘》是兩篇相互關聯的文獻，描述了武王伐紂的過程，包括兩大階段，一是於甲子日進行牧野之戰的經過，二是牧野之戰後掃蕩商人殘餘勢力，消滅其屬國，並於周的國都鎬京舉行獻俘禮的過程。

《克殷》的重點是描述牧野之戰。包括“致師”、“馳商師”、祭社告神、安撫商人、遷移寶鼎等。學界根據《克殷》和《世俘》的語言特點及戰爭儀式，普遍認為這是西周時代的原始文獻，儘管經過後人潤色改動，主體仍不失原始文獻面貌。（張懷通：《〈逸周書〉新研》，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238-241頁。）清代學者唐大沛感歎：“此篇真古書也。篇中輕呂、黃鉞之事，議者紛紛如，謂武王當日必無是事。沛竊謂不然。夫史臣記事，有據事直書者，有曲為隱諱者，有附會增飾者。若此篇直書其事，無庸隱諱，洵（洵，音xún，實在，確實——筆者注）為實錄。蓋暴主慢神虐民，天命誅之，輕呂、黃鉞之事，豈云過哉？”（牛鴻恩：《新譯<逸周書>》，臺灣三民書局2015年版，第239頁。）

唐大沛所說的“議者紛紛如”，指從孟子開始，學者對武王伐紂血腥過程的懷疑。《孟子》讀《尚書·武成》，看到武王伐紂殺人流血漂杵，以為不足信，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盡心下》）

孟子身處西周天下大一統秩序全面崩潰、諸侯混戰的戰國中期，不僅行仁義的王道不復存在，以武力支撐大一統局面的霸道亦不行。此時孟子提出建立新王的主張，為了天下的和平統一（“定於一”），帶著極強的理想主義色彩鼓吹仁政、王道，可謂用心良苦！從他對軍事問題的看法中，我們能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孟子指出，如果有人說“我善於佈設戰陣，我善於指揮作戰”，這是罪大惡極。國君喜好仁就會天下無敵。向南征討北方的狄人便埋怨；向東征討西方的夷人便埋怨，說：“為什麼丟下我們啊！”周武王討伐殷商，兵車三百輛、勇士三千人，武王說：“不要害怕！我是來安撫你們的，不是要與百姓為敵。”百姓如同山崩似的叩頭。征是正的意思，人人都想端正自身，哪用得著戰爭呢？《孟子·盡心下》引述孟子言：“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後世學者不知孟子的時代背景和救世苦心，株守他反對戰爭、反對流血的觀念，並將之推向極致，甚至提出“儒者不言兵”，豈不荒唐；如同我們收看戰事新聞，實際上只能看到戰爭的一個粗淺表面，其內在的殘酷和血腥是一般人看不到的，因為新聞工作者不能將過於血腥的畫面展示給公眾——我們若像一些網紅那樣極端輕視戰爭，乃至美化戰爭，認為戰爭本身就如同畫面上放煙花，就太愚蠢和幼稚了！

仁者無敵，但戰爭本身是殘酷的。同時，武王身處商朝末年流行大規模殺人祭祀的文化氛圍中，肯定會受到時代的影響，他不可能違背當時禮制，在盛大的獻俘禮中不殺人——這是我們研讀《逸周書·克殷》和《逸周書·世俘》時首先要弄清楚的。

經文：

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帝辛從。武王使尚父與伯夫致師。王既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崩。商辛奔內，登於鹿臺之上，屏遮而自燔與火。

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拜，遂揖之。商庶百姓咸俟於郊，群賓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先入，適王所，乃克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折懸諸太白。乃適二女之所，既縊，王又射之三發。乃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懸諸小白。乃出，場於厥軍。

語譯：

周人集結戰車三百五十輛，佈陣於牧野，商王紂親自出城迎戰。武王先派遣太師姜尚和南宮伯達正面挑戰商軍，然後親率虎賁勇士和戰車部隊從側面衝擊，大戰以商軍潰敗結束。商紂王落荒逃回朝歌城，登上鹿臺，身著天子服，投火自焚而亡。

獲勝後，武王高舉太白旗以號召諸侯，諸侯們全都上前叩拜慶賀，武王向他們作揖還禮。殷商的百姓和官員齊聚朝歌城外，待武王到來後，眾親貴大臣一起上前高呼道：“真是上天給我們降下福瑞啊！”接著兩次行跪拜大禮，武王拜揖作答。武王先行入城，驅車來到紂王屍首處，身不卸甲，張弓射屍首三箭。然後跳下戰車，用輕呂劍擊刺紂王屍身，用黃鉞斧斬下紂王首級，折斷掛在太白旗上。接著又來到紂王二位寵妃的住所，她們已自縊身亡。武王朝她們各射三箭，用輕呂劍擊刺其屍身，用黃鉞大斧斬下其頭顱，雙雙懸掛於小白旗上。取得三人首級後，武王離開商王廷回到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