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經，又稱六藝，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大類先秦典籍。

“經”和”藝”，這裏都有法、常、常法的意思，指中華民族垂範萬世的大章大法、價值理想，規範了中國模式和中國特色，是中華文明的頂層設計，大一統國家體制中思想統一的基礎。

李澄源先生（1909-1958年）寫道：“經學者，統一吾國思想之學問，未有經學以前，吾國未有統一之思想。經學得漢武帝之表彰，經學與漢武帝之大一統政治同時而起，吾國既有經學以後，經學遂為吾國人之大憲章，經學可以規定私人與天下國家之理想。聖君賢相經營天下，以經學為模範，私人生活，以經學為楷式，故評論政治得失，衡量人物優劣，皆以經學為權衡。”【1】

《左傳·昭公二十年》：“布常無藝，征斂無度。”晉代學者杜預注：“藝，法制也。言布政無法制。”又《國語·越語下》有：“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清代學者王引之《經義述聞·國語下》解釋說：“‘用人無藝’者，人猶眾也。言用眾之道無常也。”

經，也指普遍性的原則法度。《詩·小旻》毛傳稱：“經，常也。”《周禮·天官·太宰》“以經邦國”，東漢鄭玄注：“經，法也。王謂之《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也。邦國官府謂之禮法，所以守為法式也。”東漢經學家劉熙《釋名》曰：“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

六經與六藝的意義相同，所以漢人常常二者混用。比如西漢經學家、官居丞相的匡衡論經學說：“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旨，則人天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2】

匡衡所說的“永永不易之道”，不是說經學沒有變化，不隨時變，而是說它的原理性。猶如我們講牛頓物理學，它誕生於17世紀的農業時代，其中的宇宙觀念已過時，但它仍具有真理性，300多年後的今天，任何學物理科學的人都要學習牛頓物理學。再比如西方的基督教，已經有兩千多年的歷史，至今仍主導著西方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儘管其理論形態和社會地位與中世紀有大不同。

我們要理解21世紀的中國，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找准前進方向，實現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不可不回歸西元前800年至西元前200年的人類軸心時代，從當時的中國公共經典——六經中找到走向未來的方向和動力。

這也是東西方主要文明復興的普遍規律。無論是西方的文藝復興，還是唐代統一思想於《五經正義》都是這樣；宋代理學家建立新儒學，重新確立中國文化的主體地位，也是通過重新闡發軸心時代的四本經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對於這一人類文明演進的普遍規律，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精闢地論述道：“直至今日，人類一直靠軸心期所產生、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並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後，情況就是這樣……對這一開端的複歸是中國、印度和西方不斷發生的事情。”【3】

今天有些學者罔顧人類文明發展的規律，見到研習中國文化者，就給扣上保守主義的大帽子，認為研究經典就是刻舟求劍，不識時務。他們則將西方的學術拿來作自家珍寶，美其名曰現代、先進。殊不知，若離開軸心時代的文明成果談中華文明復興，無異於緣木求魚，升山采珠，最後只會竹籃打水一場空！

具體來說，六經在社會生活中有何功用和意義呢？戰國秦漢時期，先賢對此已有基本共識，並作了詳細闡述。為讓讀者諸君一目了然，我們將先賢對六經相關闡釋列表如下。除了西漢司馬遷的《史記》，其他資料皆出自戰國時期。其中1993年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發掘出的郭店楚簡，測年在西元前四世紀末的戰國中期。郭店楚簡中多次提到六經，說明“六經”的提法在當時已相當普遍。

比如郭店楚簡《六德》談到基本人際關係的重要性時指出，夫、婦、父、子、君、臣這六者（位）各行其職，則譭謗狂言就無從產生了。看《詩》和《書》，道理就蘊含其中；看《禮》和《樂》，道理就蘊含其中；看《易》和《春秋》，道理也蘊含其中。文中說：“故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職，而訕誇亡由作也。觀諸《詩》《書》則亦在矣，觀諸《禮》《樂》則亦在矣，觀諸《易》《春秋》則亦在矣。”

孔子說：“六藝於治一也。”【4】六經的終極目的是社會大治，天下太平。如果說基督教教義存在於一本經典《聖經》中，那麼中華文化根本精神則存在於六大類經典中，囊括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論情志、價值觀念的《詩》；論政治、社會治理原則的《書》；論社會生活規範、原則的《禮》；論以藝術教化實現社會和諧的《樂》；論宇宙人生陰陽變化規律的《易》；論道義名分之所在，並以此區分是非的《春秋》。

對於六經社會功用和價值，茲分述如下——

《禮記·經解》開篇，孔子論六經的社會教化功能及其流弊之所在，要我們在研習經學時，避免流弊，回歸中道。東漢鄭玄《禮記目錄》：“名曰‘經解’者，以其記六藝政教之得失也。”

先說《詩》。孔子指出，進入一個國家，人們性情溫和柔順、樸實忠厚，這是《詩》教的結果。如果學《詩》過了頭，不能節制，就會變得愚蠢。所以國民溫和柔順、樸實忠厚而不愚蠢，那是深染《詩》的教化了。“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詩》之失，愚……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鄭玄注：“《詩》敦厚，近愚。”唐代孔穎達《禮記正義》進一步解釋說：“‘溫柔敦厚，《詩》教也’者，溫，謂顏色溫潤；柔，謂情性和柔。《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雲‘溫柔敦厚’，是《詩》教也。”

再說《書》。書是夏商周三代的政府檔案，但又不停留在檔案上。孔子選取其中重要篇章闡述治國理政的大法，供後人效仿。所以學習了《尚書》，就能通達政事（大綱），熟知歷史；瞭解過去，指導未來大方向。若學習《尚書》不知活學活用，就會沒有章法不切實際。如果人們通達政事，熟知歷史，又做事有章法切合實際，就是深染《書》的教化了。“疏通知遠，《書》教也……《書》之失，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鄭玄注：“《書》知遠，近誣。”孔穎達《禮記正義》：“‘疏通知遠，《書》教也’者，《書》錄帝王言誥，舉其大綱，事非繁密，是疏通。上知帝皇之世，是知遠也。”

次說《禮》。三代之禮是社會生活的行為準則，社會秩序的基礎。國人端莊恭敬，這是禮教的結果。若學禮不知節制，就會成為繁文縟節，這就失去了“因人情節人欲”的禮義本來面目。我們恢復中華禮義文明，是恢復其禮義精神，而不是恢復古代繁瑣的儀軌——禮節適合時代需求，不繁瑣就可以了。孔子說：“恭儉莊敬，《禮》教也……《禮》之失，煩……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禮記正義》：“‘恭儉莊敬，《禮》教也’者，《禮》以恭遜、節儉、齊莊敬慎為本，若人能恭敬節儉，是《禮》之教也……‘《禮》之失，煩’者，《禮》主文物，恭儉莊敬，若不能節制，則失在於煩苛。”

次說《樂》。樂，不單純指我們今天所說的音樂，它在古代包含詩歌、音樂和舞蹈等，指所有文學藝術的總和。由於中國是一個非宗教性社會，禮樂承擔著主要的社會教化功能，直到今天，國家仍然重視文學藝術的社會教化作用。藝術教化能讓人心胸廣闊、簡樸善良。但文學藝術上太過強調了，就會陷入奢侈淫佚。人們心胸廣闊、簡樸善良，又不奢侈淫佚，就是深染《樂》的教化了。孔子說：“廣博易良，《樂》教也……《樂》之失，奢……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禮記正義》：“‘廣博易良，《樂》教也’者，《樂》以和通為體，無所不用，是廣博簡易良善，使人從化，是易良……‘《樂》之失，奢’者，《樂》主廣博和易，若不節制，則失在於奢。”

以上《詩》《書》《禮》《樂》，古代稱“四術”，西周至孔子，都以之教人，《詩》《書》重言，《禮》《樂》重行。《禮記·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左傳·僖公二十七年》引趙衰曰：“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

春秋時期，貴族教育內容多樣化了，但都以先代聖王的典籍為基礎。大體並沒有出《詩》《書》《禮》《樂》的範圍。比如楚莊王與大夫申叔時討論太子教育問題，申叔時所說的教育內容除了《詩》《禮》《樂》，還包括《春秋》，《世》（即先王世系之書，如後代《世本》），《令》（先王法令），《語》（記載治國言論的書，如《國語》），《故志》（記載先代政治成敗之書），《訓典》（當是先王訓誥典制之書）。對於這些教育內容的功用，申叔時也有論述：“（莊王）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5】意思是，用《春秋》歷史來教育他，使他懂得褒揚善行而貶抑邪惡，來戒勉他的心；用先王的世系《世》來教育他，使他知道有德行的人能名聲顯揚，昏庸的人要被廢黜，用以鼓勵和約束他；用《詩》教育他，對他宣揚先王的德行，引導他的志向；用《禮》來教育他，使他知道尊卑上下的法度；用《樂》來教育他，去除他身上的污穢，使他穩重不輕浮；用《令》來教育他，使他懂得百官的職事；用治國嘉言《語》來教育他，使他發揚美德，知道先王務必以德行對待百姓；用《故記》來教育他，使他懂得歷代成敗興衰的道理，使之戒懼；用先王的《訓典》來教育他，使他知道宗族的發展演進，行為符合道義。

楚莊王死於西元前591年，早於孔子時代。孔子所傳六經，實際是在《詩》《書》《禮》《樂》“四術”的基礎上，將魯史《春秋》和周代的《易》義理化了，提升為與四術齊平的經學。孔子對這種革命性做法感到不安，所以他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6】“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7】

孔子以《易》言天道，以魯史《春秋》言人道——此二書一出，孔子天人之道盡矣！二書亦經亦子，值得我們特別重視。西漢人尚明瞭這一點。《漢書·律曆志》引劉歆的話說：“《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

《易》本是三代蔔筮之書，春秋時人也用其言說義理，至孔子作十翼，將這種義理化推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成為闡述宇宙人生法則的經。孔子指出，國人性格正直沉靜、洞察精微，那是《易》教的結果，如果學《易》不知節制，就要傷害人。正直沉靜、洞察精微，又不傷害人，就深染《易》教了。他說：“潔靜精微，《易》教也……《易》之失，賊……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鄭玄注：“《易》精微，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於傷害。”《禮記正義》說：“‘潔靜精微，《易》教也；者，《易》之於人，正則獲吉，邪則獲凶，不為淫濫，是潔靜；窮理盡性，言入秋毫，是精微。”《易經》言天，亦不離人，所以學習《易經》，會使人少犯錯誤。孔子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8】

孔子居春秋大亂之世，平天下理想難以實現，他就用魯國史書《春秋》闡述自己大一統、王天下的世界和平理想。孔子實事求是，讚揚齊桓公、晉文公維繫天下秩序的霸道，多軍事戰爭內容，若學習不當，會有人用之作亂。學習《春秋》要人貫通理解文句，進而舉一反三地應用於現實。他說：“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失，亂……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鄭玄注：“《春秋》習戰爭之事，近亂。”《禮記正義》：“‘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者，屬，合也；比，近也。《春秋》聚合、會同之辭，是屬辭，比次褒貶之事，是比事也……‘《春秋》之失，亂’者，《春秋》習戰爭之事，若不能節制，失在於亂。此皆謂人君用之教下，不能可否相濟、節制合宜，所以致失也。” 司馬遷創作《史記》，也是以《春秋》為榜樣，他給予《春秋》高度評價，認為其是社會秩序（禮）的根本，和平統一的大方向所在。《春秋》闡明上古三王治道，辨別當今社會準則：分清嫌疑，判明是非，論定猶豫不決之事，褒善懲惡，尊重賢能，鄙薄不肖；恢復已滅亡的國家，繼續絕了的王國世系，補救其敝病，振興廢弛之業，這些是王道的精髓。《史記·太史公自序》：“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西漢末年，劉歆將五經與五常聯繫起來，突出後起之《周易》，總述經義多玄理，錄在這裏僅供參考。《漢書·藝文志》：“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東漢《白虎通·卷八》有：“經所以有五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 《白虎通》五經與五常相配又與劉歆不同。

我們上網查六經的相關內容，會看到以下文字：“《尚書》是我國第一部歷史文集”“《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春秋》是我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

學者多以西方人對待滅絕民族的史學觀念定義中國經學，致使經學只剩下歷史軀殼，千古大義盡失，這是21世紀人工智慧時代的新愚昧主義！如果我們剝離宗教的神聖性和權威性，將基督教《聖經》定義為兩千多年前的神話傳說總集，還能識得西方文化嗎！

離經叛道，滅絕文化，於此為甚——可憐可恨！

憐國人失經學安身立命之本，恨學人滅經學社會功用之魂。

作此文，以待有志復興中華政教者。

注釋：

【1】李源澄：《經學通論》，華東師範大學2010年版，第4頁。

【2】《漢書·匡衡傳》。

【3】雅思貝爾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 魏楚雄，俞新天譯,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頁。

【4】《史記·滑稽列傳》。

【5】《國語·楚語上》。

【6】《孟子·滕文公下》。

【7】馬王堆帛書《要》。

【8】《論語·述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