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對於中國自身政治體制的描述，近百年來，國人多根據西方人文觀念，將中國政治體制定義為專制或封建專制。五四運動後，此一觀念還延伸到了傳統文化和生活方式。

事實上，用“專制”描述本土政治體制是一種不折不扣的汙名化。因為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專制”本身就是一個貶義詞，可以理解為獨斷專行。所以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反專制”的，說中國專制，豈不荒唐。（翟玉忠：《中國拯救世界：應對人類危機的中國文化》，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154頁。）“封建專制”這個概念則自相矛盾，因為越是封建，越難以實現中央集權，更不用說專制了——東西方都有這個規律。

錢穆先生是較早反對將中國本土政治體制扣上“專制”大帽子的人。1974年他就明確指出：“中國之傳統政治，有帝王而非專制，與西方人之政治分類有不同。”（《錢賓四先生全集：講堂遺錄》，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版，第489頁。）

從整體上說，從政府組織結構到官員選舉制度，中國政治體制中的元首都要在法制的框架內，與不同科層的官員共同執政，除了明清外，具體總管政務的是丞相（塚宰），元首只是政治路線、大政方針的決定者。這種理想的政治體制稱為無為而治或垂衣裳而治。“道生法”，對於傳統基於自然規律（天理）的法律觀念，錢穆先生寫道：“由歷史事實平心客觀地看，中國政治，實在一向是偏重於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而西方近代政治，則比較偏重在人治在事實化。何以呢？因為他們一切政制，均決定於選舉，選舉出來的多數黨，就可決定一切了。法制隨多數意見而決定，而變動，故說它重人、重事實。我們的傳統政治，往往一個制度經歷幾百年老不變，這當然只說是法治，是制度化。”（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174頁。）

無為而治是法治化的賢能政治。這是中國過去四五千年政治體制的基本特徵之一。墨子指出，國家富強，人口眾多，法治清明的根本，在於選賢任能。《墨子·尚賢下》：“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眾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尚賢為政其國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為政之本也。”

為何中國政治沒有走上西方以一人一票、黨派競爭為特點的自由民主制呢？因為先賢認識到政治是一種服務人民的專業，需要的是德才兼備、賢且能的智慧之士，如果不加以專門培養考核，任人唯親（當代則進行民選，古希臘還曾進行抽籤選舉），這就如同讓啞巴去搞外交，讓聾子當樂師一樣愚蠢。墨子雄辯地論述道：王公大人有一匹病馬不能治就會找好的獸醫，有一張壞弓拉不開就會找好的工匠，王公大人們絕不會讓自己的骨肉之親、無緣無故得到富貴者以及相貌堂堂的人，來為自己治療病馬或修理弓箭。為何？因為這些人並非獸醫和良匠，他們會將馬治死，會把弓箭修壞。但一到治理國家就不這樣了。王公大人的骨肉之親，無緣無故得到富貴者以及相貌堂堂的人，就加以舉用。如此看來，王公大人愛國家還不如愛他的一張壞弓、一匹病馬、一件衣裳、一只牛羊？我因此知道天下的士君子只看到小處，沒有看到大處。這就好像啞巴去充當外交官，聾子去充當樂師一樣。《墨子·尚賢下》：“王公大人有一罷馬（罷馬，pí mǎ，意思是疲敝的馬——筆者注）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親其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此譬猶喑者而使為行人，聾者而使為樂師。”

接著《墨子·尚賢下》列舉了堯任用舜，湯任用伊尹，武丁任用傅說的事，說明賢能政治，任人唯賢的重要性，這裏不再贅述。

經文：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臺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說複於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語譯：

武丁在發佈任命傅說的文告中說：“你要時時進言，輔佐我行德政。如果製作金屬器物，就用你做礪石；如果要渡過大河，就用你做船和槳；如果年歲大旱，你就做霖雨；敞開你的思想，培養我的德行。如果你的藥劑不夠猛烈，疾病就治不好；如果赤腳走不看路，腳就會受傷。希望你和同僚同心竭力，匡正你的君主。使他能夠遵循先王的道路，按照先祖成湯的治國方法來治理國家，使百姓安居樂業。唉！希望你能認真對待我的文告，讓我們一起創造出一個太平盛世，名垂後世。”

傅說回答：“按照墨繩裁取木料就能取正，君主依從正確的諫言行事就能聖明。這樣，臣下不等命令就會主動進言。如此，誰敢不恭恭敬敬地順從您的正確旨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