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大學》論“平天下在治其國”這部分，用了大量篇幅談經濟問題。據《朱子語類·卷十六》，早在宋代這就引發許多學人的困惑。

當然，一平天下的關鍵還是踐行推己及人的“絜矩之道”，它迥異於近代西方以鄰為壑的國際關係理論，是中國古典外事思想的根本原則——在先賢看來，沒有絕對的他者，外事政策是國內政策的自然延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

在論及治國平天下的“絜矩之道”時，為何如此重視經濟問題呢？因為經濟是德政的重要基礎，沒有了強大的經濟基礎，不能惠民，失去民心，國家在其他方面就很難實現真正的強大。《管子·七法》論治國平天下的諸要素，第一條即：“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

《大學》的“生財大道”總原則是：“德者，本也。財者，末也。”並引用魯國賢大夫孟獻子的話說，養了四匹馬拉車的士大夫之家，就不要再去養雞養豬；祭祀用冰的卿大夫家，就不要再去養牛養羊；擁有一百輛兵車有埰地的人家，就不要有搜刮民財的家臣。與其有搜刮民財的家臣，不如有偷盜的家臣。所以說一個國家不應以財貨為利，而應該以仁義為利。以仁義為利，其實就是將造福百姓作為最高利益。做國君卻一心想著聚斂財貨，國家治理必定為特殊利益集團所綁架。那樣即使國君想行善，因為任用小人處理國事，結果只會天災人禍一齊降臨。文中說：“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災害並至。”

1、“德本財末”不等於“出利則入義”

如果我們參考其他經典文獻對“聚斂之臣”的批判，就會發現孟獻子的本義是：為政者要盡其本職、行德政，養民愛民，不能不顧百姓死活橫徵暴斂，那樣會導致亡國亡家。而不是說國家不再講理財，執政者不再搞經濟。

《荀子·王制》排比了四種執政者：修禮者，為政者，取民者，聚斂者。認為能夠遵守禮法制度的會成就王業，懂得如何治理國家的會強大，能夠取得民心的社會安定，而那些只知搜刮民財者定會滅亡，這類人的典型是衛國的兩位國君成侯、嗣公；管仲則是善於理財理政的榜樣。戰國末年嗣君時，其爵位被貶為君，衛國治下只有濮陽一地了。在荀子看來，這是因為成侯和嗣公是搜刮百姓、斤斤計較的君主，不得民心；子產能夠得到民心，但不能管理好政事；管仲能夠管理好政事，但不能修行禮義。所以能夠修行禮義的人可以稱王天下，能夠管理好政事的國家就富強，能夠得民心的國家就安定，搜刮民財者只會滅亡。所以說稱王天下的君主使民眾富足，稱霸諸侯的君主使戰士富足，勉強能存在的國家使大夫富足，亡國的君主只是富了自己的箱子、塞滿了自己的倉庫。自己富足了，而老百姓則貧困了，這叫做上面漫出來而下面漏得精光。這樣的國家，內不能防守，外不能征戰，它離滅亡就不遠了。搜刮民財，實際是招致侵略者、肥了敵人、滅了本國、危害自身的道路，明君不會這樣做。文中說：“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 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也。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強， 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強。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國語·楚語下》中有“子常問蓄貨聚馬，鬥且論其必亡”一事，能讓我們深入理解大學“德本財末”的意義。德，就等於是德政，只有行德政，讓人民豐衣足食，壯大綜合國力，執政者才能安享太平。若不體恤百姓疾苦，只知一味聚斂財富，就會招致民怨。這樣財貨聚斂得越多，所蓄積的民怨也越多，結果只會自取滅亡。故事是這樣的：有一天，楚國主持國政的令尹子常遇到大夫鬥且，卻詢問後者如何積聚財貨和馬匹。而當時社會一片混亂，百姓已經到了路有餓死骨的地步。子常不僅不想著去救濟民眾，還滿腦子想著如何聚斂財富，涸澤而漁，所以鬥且預言楚國將會滅亡，指出積累財富要合乎禮法，不能超過限度。文中說：“鬥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也……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已甚矣。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放，這裏意為依靠——筆者注）。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

鬥且的預言成了現實。一年後（西元前506年）的柏舉之戰，楚大敗於吳，子常逃到了鄭國，楚昭王逃到了隨國。

不幸的是，《大學》“德本財末”的思想被後學異化了。宋明理學家將德與財、義與利對立起來。他們認為，只要心性修習好了，財富就會“自然”到來。至於具體經濟諸事務，則不是儒者所關心的。這種誤讀是導致宋以後國家積貧積弱的原因之一——德行與德政是內聖外王的兩個方面，具有造福民眾的願力、能力為德行，能夠通過具體行政措施造福民眾為德政。宋儒抹殺了德政，將“德”內聖化、玄學化了。

表面看來，宋儒關心經濟建設，比如建立義倉就是一項重要的經濟制度創新。而這些制度創新多局限於宗族層面，比如範仲淹發達後，就在故鄉設置族田義莊；朱熹於乾道四年（1168年）在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辦社倉。具體運作是這樣的：青黃不接時給鄉民貸米，鄉民在冬天連本帶息20%歸還。小歉時利息減半，大饑時利息全免。此舉相當成功，至淳熙八年（1181年），社倉已積有米3100石。

但這些只是宗族或個別地方福利救濟措施，不僅不能實現為國家理財，也不能有效調節市場。事實上在朱熹時代，學者已不知中國古典經濟學輕重術為何物了。管仲、桑弘羊這些偉大的理財家施行的國家專賣政策，在朱熹那裏都是與民爭利，都成了“反絜矩之道”，桑弘羊只是投漢武帝所好。朱熹說：“如桑弘羊聚許多財，以奉武帝之好。若是絜矩底人，必思許多財物，必是侵過著民底，滿著我好，民必惡。言財用者，蓋如自家在一鄉之間，卻專其利，便是侵過著他底，便是不絜矩【1】。”

宋儒大言“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將義與利、德與財對立的結果是：諸多理學家專講道德性命，不務實際，極端者束書遊談，幾近狂禪。黃宗羲總結明亡的教訓時，痛感書生空談誤國：“夫儒者均以錢穀非所當知，徒以文字華藻，給口耳之求，不顧郡邑之大利大害【2】。”清代學者紀昀指出：“明之季年，道學彌尊，科甲彌重，於是黠者坐講心學，以攀援聲氣，樸者株守課冊，以求功名，致讀書之人，十無一二能解事者【3】。”

儘管有清一代學人多反對明末空疏學風，提倡“實學”，卻未能復興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黃老道家，深陷“儒術獨尊”的泥潭不能自拔。直到21世紀的今天，出於歷史的巨大慣性以及西方文化的全面壟斷，中華文化全面復興的道路依舊漫長艱辛。

2、防止資本的政治化和政治的資本化

在實踐層面，先賢是如何施行“德本財末”思想的呢？關鍵就是在德與財、政與商、義與利之間建立起明確的邊界——反對“商賈在朝”，以節制資本；堅持“不與民爭業”，以節制權力，防止資本的政治化和政治的資本化——政商旋轉門的出現。這不僅對於古代中國有重大意義，對於21世紀資本主導一切的西方社會來說，簡直是當頭棒喝！

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黃老道家經典《管子》多處論及商人掌握政權，權錢交易，資本控制社會的災難性後果。《管子·權修第三》：“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貨財上流，猶言賄賂公行——筆者注）；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男女無別，則民無廉恥。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恥，而求百姓之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這段話意思是說，商人在朝中掌權，財貨賄賂就流往上層；婦人參與政事，賞功罰過就不能嚴明；男女沒有界限，人民就不知廉恥。在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恥的情況下，要求百姓為國家甘冒危難，兵士為國家犧牲赴死，這是辦不到的。

《管子·七法第六》：“法傷，則貨上流……貨上流，則官徒（官徒，猶言官事——筆者注）毀。”《管子·立政第四》:“金玉貨材之說勝，則爵服（爵服，爵位及其相應服飾，是古代社會身份的象徵——筆者注）下流。”《管子·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進一步解釋說，如果國家元首喜好金玉財貨，就會想辦法得到它們，但又必須拿東西去交換。用什麼來換？只好用大官尊位，不然就用高爵重祿。這樣，不賢者就要在上面掌權了。如此則賢者不肯甘為屬下，智者不肯獻策，誠實的人不肯按約辦事，勇敢者不會效死。這等於整個國家都捨棄不要了。文中說：“人君唯無（無，此處為語氣詞，是肯定的意思——筆者注）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為下，智者不為謀，信者不為約，勇者不為死。如是則驅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

《韓詩外傳·卷三》以疾病比喻政治，其中的逆症，作者認為就是由“財貨上流”引起的。文中說：“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

西漢大儒董仲舒明確提出官員不參與商業活動（“不動於末”）、“不與民爭業”。要知道，今天國家仍不斷強調“當官發財兩條道，當官就不要發財，發財就不要當官”。

在上漢武帝《天人三策》中，董仲舒指出，古代領取俸祿的，就不靠體力吃飯，也不謀取工商之利。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家中衣食飽暖並享受著優厚的俸祿，依仗富厚的資產和權勢去和百姓爭利，老百姓怎能和他們競爭呢？所以一些人不斷增加他們的奴婢、牛羊，擴大他們的田宅、產業，擴充他們的積蓄，致力於這些不知收手，壓迫百姓，使百姓感到恐懼。百姓天天受到剝削，漸漸走向窮困。富人奢侈浪費，窮人著急困苦。窮人著急困苦而處在上位的人卻不救濟，就會民不聊生；民不聊生，百姓就會連死都不怕，又怎會害怕犯罪！這就是刑罰繁多，奸邪不能禁止的原因啊。享受俸祿的人家，應該只食俸祿就好了，不應當和百姓商業競爭謀利，這樣利益就可以平均分配，百姓也可以家用充足。這是天理，古代的正道，天子應當效法定為制度，大夫應該遵守力行。《漢書·董仲舒傳》：“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朘（朘，juān，縮小，減少——筆者注），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不上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

史學家蒙文通先生對董仲舒節制權力，節制資本，共同富裕的思想給予了高度評價。在1944年作的《漢代的經濟政策》一文中，他盛讚兩千多年中國人的德本財末，以義制利思想，認為這是我國固有文化高於近代歐美社會之處。他寫道：“《董子書》以為‘聖人則於眾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語出董仲舒《春秋繁露·度制篇》——筆者注）。是知董子之義，實超於墨孟之儔（儔，chóu，同類——筆者注），故舍其說而不循也。《管子書·侈靡》篇曰：‘甚富不可使，甚貧不至於憂。’此又晚周之說而董生之所本耶。董生使富不至於驕，貧不至於憂，是則貧富之不可廢，而應有其度。貧富不廢，是自由也。貧富有度，則平等也。平等而自由，固至上之制。豈今世各國所能跂及（跂及，企及——筆者注）者哉？我建國最高原則之樹立，良以此也。董生忌乎大富大貧，曰‘節制資本’，是去大富。曰‘平均地權’，是去大貧。我固有之文化，足以定今日之國是，其義獨高於歐美，顧不信歟……凡歐洲史中封建貴族與工商資本，資本與勞動之爭，為患稽天者，於中國史悉無之【4】。”

《大學》“德本財末”的生財大道今天仍不過時。只需看看過去四十年來，普通美國人收入的停滯以及中產階級的萎縮。與之相伴的是貧富鴻溝的不斷加大，以及整個社會的嚴重分裂——其分裂程度已經到了威脅美國民主制度的程度。

造成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因為信奉自由企業制度和自由資本主義的美國，沒有實行節制資本的政策，使商業精英利用金錢獲取政治影響力，再以這些政治影響力干預市場規則的制定，從而進一步獲取更多商業利益。如此形成正回饋，將整個社會推向分裂。美國前勞工部長、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羅伯特·賴克（Robert Reich）寫道：“隨著收入和財富集中到頂層人群手中，政治權力也同樣落入他們手中。金錢和權力二者密不可分。伴隨權力而來的是對市場機制的影響力。市場的無形之手連接著富人強健有力的手臂【5】。”

對於商業精英不成比例地影響政策，導致社會權力失衡的嚴峻現實，賴克呼籲重建二戰以後社會的均衡。我們不知道美國大型壟斷資本的狂奔會持續多久，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如果想重建抗衡商業精英的社會力量，使整個國家不致跌入社會分裂的深淵，美國國策必須改弦更張，走上節制資本的正道，讓維護社會整體利益再次成為主導——這也是《大學》“德本財末”思想的本質。

注釋：

【1】《朱子語類·卷十六》。

【2】《徐瘦庵墓誌銘》，《南雷文約》卷四。

【3】紀昀：《濼陽續錄》三，《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一。

【4】蒙文通：《儒學五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29頁。

【5】羅伯特· 賴克：《拯救資本主義》，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版，第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