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軍事組織結構和各項制度，是軍隊建設的重中之重。先賢對此有明確的認識。

《尉繚子》是先秦兵學的代表作，北宋作為官書頒行的兵法叢書《武經七書》之一。同《武順》一樣，其中的《制談第三》專講軍制。開篇作者指出，凡是用兵打仗，必須首先建立各種制度。各種制度建立了，士卒就不會混亂。士卒不出現混亂，紀律就嚴明了。這樣，命令一發出，成百的人都盡力戰鬥。衝鋒陷陣時，成千的人都盡力戰鬥。殲滅敵軍時，成萬的人都協力作戰，如此天下就沒有任何力量能夠與它抗衡了。《尉繚子·制談第三》：“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鬥。陷行亂陳，則千人盡鬥。複軍殺將，則萬人齊刃，天下莫能當其戰矣。”

制度的關鍵，在於依法賞罰，集中全民力量服務於國家最高戰略目標。在農業時代，要集中民力於農業生產和作戰能力，如果人民能夠自覺、自主地服務於國家戰略，那就天下無敵了，這首先取決於軍制、內政能夠令行禁止。在全球大爭的21世紀，這一點仍十分重要。《尉繚子·制談第三》：“修吾號令，明吾刑賞，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故曰，發號出令，信行國內。”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整肅號令，嚴明賞罰，使天下都知道不耕種的人不能得食，無戰功的人不能得到爵位。這樣就能使人民揮臂奮起，爭先恐後地投入生產和戰鬥，這樣就可以天下無敵了。所以說，號令一經發出，就必須取信於民而風行全國。

《尉繚子·制談第三》中軍制與《武順》不同，但二者有重要關聯。上面說“古者，士有什伍，車有偏列”，“今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馬，萬人一將”。“偏列”指戰車的編制，二十五乘稱偏，五偏為列。戰車的基本單位是乘，一乘戰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而《武順》的編制是，“五五二十五曰元卒”，四卒百人構成伯，然後按“三進制”分別設立佐、右、正、卿、辟各級官長，形成相應的軍制。其中伯領導的人數相當於《尉繚子》中的“百人一卒”。

反映三代軍制的《司馬法》中有：“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周禮·地官·小司徒》有：“五人為伍，一伍為兩。”《武順》中的元卒顯然就是三代的兩，而百人之伯顯然就是商代甲骨文中的百人“行”。另外《詩經·大雅·公劉》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毛傳：“三單相襲也。”似乎周人先祖就有“三進制”的軍制。牛鴻恩教授寫道：“對於周代的‘三單’軍制，現在可以認定的是，這種軍制實導源於商代。在甲骨文中，商代的基本軍事組織是‘行’。每行百人，常見三百人和三千人的組織，即因為分為左中右三行，還有左中右‘三師’之稱及‘左旅’、‘右旅’等等，可見商、周間繼承之關係。”（牛鴻恩：《新譯<逸周書>》，臺灣三民書局2015年版，第215頁。）

總之，《武順》中的軍制與春秋戰國軍制多有不同，當很古老，甚至可以上推至商代，足見《武順》可能真如書序所說的那樣，反映的是武王時代的軍制。書序說：“周將伐商，順天革命，申喻武義以訓乎民，因作《武順》《武穆》二篇。”

經文：

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閭，四卒成衛曰伯。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三卿一長曰辟。辟必明，卿必仁，正必智，右必和，佐必肅，伯必勤，卒必力。辟不明，無以慮官；卿不仁，無以集眾；伯不勤，無以行令；卒不力，無以承訓。

均卒力，貌而無比，比則不順。均伯勤，勞而無攜，攜則不和。均佐肅，敬而無留，留則無成。均右和，恭而無羞，羞則不興。辟必文聖如度，元忠尚讓，親均惠下，集固介德。危言不幹德曰正，正及神人曰極，世世能極曰帝。

語譯：

一卒分隊居於主力前端叫作“開”，一卒分隊置於主力後方叫作“敦”，兩卒分隊分列主力左右叫作“閭”，四卒分隊合圍護衛主力叫作“伯”。每三個伯設一上級軍官叫佐，每三個佐設一上級軍官叫右，每三個右設一上級軍官叫正，每三個正設一上級軍官叫卿，三卿的上級軍官就是君。君一定要英明，卿一定要仁愛，正一定要機智，右一定要謙和，佐一定要嚴肅，伯一定要勤懇，卒一定要努力。君不英明就無法挑選將領，卿不仁愛就無法團結官兵，伯不勤懇就無法奉行命令，卒不努力就無法接受訓導。

督導卒努力，要力爭上游而不結交朋黨，結交朋黨就不順從。督導伯勤懇，要勞而不怨，心存抱怨就不和諧。督導佐莊肅，要恭敬而不怠慢，怠慢就不能成事。督導右謙和，要謙恭而不羞辱人，羞辱人士氣就不能奮發。最高的君，則要成為道德的楷模，智慧的化身。竭誠奉公為而不爭，平等愛民普施恩惠，增益德行無有止境。教言訓辭嚴整而不妨害道德的，稱為治國之君；幽明兼治，不僅能教化人，還能感化神的，稱為君之極，是為君的最高境界；在此基礎上，還能德傳千秋福澤萬代的，那就是與天地相齊的帝。